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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效果。

聂荣臻讲，“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此次会议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个问题，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中共北方局成员，在清漳河畔一个名叫下南会的村子，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彭德怀首先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召集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

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不过这时还未有谈到具体的方式，具体的口号。会后，彭德怀不断找人谈话、查看各地的报告，心里的想法愈来愈明确。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说，该旅有一个连，在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晋察冀军区报告，1941年夏，军区组织有武力掩护的宣传队，到敌后去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效果很好。

…………

这许许多多的信息告诉彭德怀：敌人的后方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大部队进不去了，可以派小部队去。纯粹的工作队站不住了，可以派武装工作队去。敌人从四面八方来

挤压我们的地盘，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太舒服了。也应该去搞乱敌人的地盘。1942年1月，彭德怀正式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了一个文，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纪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并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的口号。5月4日，又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往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你利用“点”、“线”封锁的“囚笼政策”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也要让你的老巢四处冒烟，八方告急。

你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来搞我们，我们也要派人到你们的地盘开展全面的进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一对策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起了很大的作用。聂荣臻指出，到敌人后方去这一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当年武工队把日本人搞得多么狼狈吧？”

从现有的资料看，“敌进我进”的策略、武工队的作法是彭德怀首先提出来的。历史，应记住彭老总这一功绩。

“敌进我进”的对策，虽说早在1942年2月就已正式见诸文件，但如同现在的许多政策一样。政策本身虽说是好政策，但要真正变成群众的行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正如聂荣臻指出的，“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更不要说，有的地区有的部队，连这种“很不自觉”的行动都还没有。1941年，许多人还沉浸在“百团大战”的胜利声中，觉得只有打大仗才过瘾，小打小闹没意思。当年任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的肖锋，曾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当年五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很有典型意义。他写道：一天，军区来人到我们团检查工作，我正在汇报，八连副指导员曹振国同志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他早上带着半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