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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根据地南北两侧，被敌人“蚕食”得尤其严重。北边大清河北十分区所辖地区，1941年6月大“扫荡”后，已基本沦为敌占区，成建制的部队已难已立足。南边石德路两侧的六分区所辖地区，也被“蚕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东部不大的一块地方。西边“宁晋、赵元宁、栾城、藁正获等地区则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除有少数游击队从事隐藏活动外”只能不定期的派小部队（一、二个连）深入“赵元宁”地区进行短期的隐藏活动，大半也变为日本人的天下。靠近平汉线的九分区，潴龙河以西沿铁路线的高阳、蠡县、清苑一带，已是岗楼林立，公路深沟如网。日本人且已越过潴龙河，向肃宁北部一带“蚕食”。靠近津浦路的八分区，据老人们讲，当年在几个分区中，是顶敌人的“蚕食”顶得比较硬的，子牙河以东地区也仍遭敌“蚕食”。位于冀中腹心的七分区，也被“‘蚕食’了450个村庄，”连同安有据点的村子，占全分区村庄的1/3。只剩下约千把个村子（有的人甚至说最多只剩几百个村子）那么一块地盘，还算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在深武饶

日方资料载“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地区形势要图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带像点样的村子，不是住着队伍，就是住着机关。可见，当时我们的回旋余地已是相当狭小了。

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除了从大的形势判断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外，敌人要“扫荡”，还一定会有许多具体的征兆，如修路、抓伕、屯粮、调兵，等等。正如聂荣臻指出的：“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囤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伕，为它承担给养运输。”

敌人各个据点抓夫、屯粮、调兵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中国人的。这分散的情况层层汇报上来，冀中军区的领导人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某某地区的敌人是否增兵了，某某地区的敌人又要了多少民伕。等等。或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吕正操指出：“‘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是比较清楚的，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

不过，从大的形势分析也好，从具体的征兆推测也好，都只能是我方的一种判断。要想知道敌方的具体部署、计划，则必须靠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

■石门情报站，一段历史悬案

日军是有重视谍报工作的传统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本军队却是兵马未动，间谍先行。要进攻了，先派遣许多特务潜入进行侦察、配合。

土肥源、本庄繁、川岛芳子等谍报之“星”，与指挥作战的日军将领一样有名。而八路军缺少谍报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在城市开展针对异民族军队的谍报工作的经验。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侦察科长的原星回忆，冀中真正有了称得上是谍报的工作，那已是1941年的事，他说：“面对新的形势，给军事侦察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了军事侦察工作的效率，确保军事情报的质量，引起军事侦察工作组织上、方式上、手段上的一系列变化。”

愈来愈残酷的敌我斗争，使得八路军将领们懂得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懂得了情报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防备敌特打入我军内部，或是仅仅停留在优待俘虏的工作水平上，这些工作，严格地说，应当属保卫工作、敌军工作，而不是谍报工作。1941年初，晋察冀军区召开军事侦察工作会议，会上专门提出冀中要成立情报委员会，以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统一领导。并要求冀中迅速建立各级情报站，以获悉日军战略性的战役情报为根本任务。随后，冀中军区又新成立了情报处，开展谍报工作。

在此之前，冀中没有一个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2）

各地区、各系统各自为战，同一处据点里，可能有这个军分区的“关系”，又有那个军分区的“关系”。同一个军分区或地区，又有党、政、军各个不同系统各自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