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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意义，但过去17个月的经历表明，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观念的确已经大大改观，我们抛弃了那个过分乐观与天真的全球化幻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菲利浦在最近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降低对于未来事态的乐观期待值。整个20世纪90年代给予我们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而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一点：“我们的世界一直是不安全的。” 在破除了全球自由市场的幻像之后，格雷开始令人不安地致力于破除人们对于“普适价值观”的信仰。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亚洲、非洲、美洲，我们面临了最重要的挑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眼中，现代化俨然已成为另一种信仰。在2000年3月的一次讲座中，约翰·格雷分析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解的三个主要误解。首先，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形式或只在一种条件下发生。在20世纪，我们既看到了英美的现代化模式，也看到了苏联与中国同样在追逐现代化，尽管它们的结果大相径庭；其次，现代化并非意味着拥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很多追求现代化的人们，并不接受启蒙运动的人权、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观念；第三，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它很可能与压制并行不悖。一些地区的人们或许已拥有了很多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但他们可能同时拥有着中世纪的思想（基地组织为格雷提供了明证）。约翰·格雷相信，英美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也不仅仅意味着好东西，它好坏搀杂。与全球化一样，格雷确信“现代化绝非历史的终结之处，它不过是历史轨迹中另一段传统与现代冲突纠缠的过程。”在面对我们时，他再一次强调：“实现全球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而这种说法掩盖了跨国组织作为推广西方模式的工具的实质。 格雷的新阶段 像每一位《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的受访者一样，约翰·格雷试图对中国发表看法。他相信，中国经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国，更是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市场化，使中国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这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的世界史上单一变革中最大的一次。因为，中国经常拒绝或者忽视西方的建议。讽刺的是，通过坚持自己的目标，通过有选择地从西方吸取经验，中国现在因其创造出的可能性，反而得到了西方的极大尊重。 当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交谈时，窗外是嘈杂施工的声音。此时的格雷正在进入他生命中的一个新阶段，外界喜欢称这位欧洲思想史教授正在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在长发青年时代抛弃了社会主义，因为它枯燥并缺乏生气；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弃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正演变成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他在2001年9月24日宣布“全球化已经终结”，因为普世文明是启蒙运动遗产中的一个可笑的幻像；而今天，他准备抛弃更多，包括人类在过去300年中最坚定的信仰，即人的高贵性与特殊性。在《Straw　Dog》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生物种类，他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一种信念，而非科学。” 格雷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自我欺骗。他甚至这样类比了叔本华对于康德的嘲讽：在舞会上，康德一直着迷于一位带着面具的女人，但最终却发现，她不过是他的妻子。叔本华用此形容康德与基督教的关系，后者不过是一种欺骗。而今天这个带着面具的女人则是人文主义—人类具有清醒的意识、选择的能力、理性的判断，人类可以保持不断的进步……总之，格雷质疑了过去300年主宰我们思维的每一个重要基础。一个典型的厌世者吗？不。格雷会说：“我与叔本华不同，我热爱我的生活。”格雷为自己辩解道，“我们需要人类本性中的一些悲剧传统，它是人类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在今天不断被人们忽视。”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约翰·格雷先生的新立场，都显得悲观得过了头。但格雷先生也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解决之道，即人类从此放弃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因为其他动物似乎也从不思考为何要获得不朽或是生命的意义。叔本华在150年前说，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即时即刻的享乐，因为昨日与未来都是不可把握的。150年后，约翰·格雷则回应道，游戏本身就应该成为生命最重要的意义，战争也不过是人类游戏的一种方式。&nbsp&nbsp&nbsp&nbsp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4）

这一系列转变与质疑的旅程，或许也正是约翰·格雷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真正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