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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1）

何兆武

1921年生，湖南岳阳人。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

1956年至1986年，历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

一个人在看鲁迅的书，工宣队把他训斥了一顿：不要看与运动无关的书。还有一个人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果也是被训斥了一顿：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就老老实实地看你的小红书，好好检查你的思想。一个研究所，鲁迅也不让看，马克思也不让看，我觉得这太荒唐了。

何兆武先生爱笑。一见面我就问：“为什么不出《上班记》？”他笑道：“还没写呢，也不好写，因为涉及好多事情。”对《上学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也觉得出乎意料。《上学记》为“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他介绍，文靖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原来没有想到写书，她找我想了解从前的事情，我们谈天，她有兴趣了，就成了书。”

我对《上学记》中的大才子王浩甚感兴趣，便讲了一个从陈之藩先生那儿听来的故事：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任教的大学演讲，时间在下午。午饭后，王浩经过陈之藩的办公室，一看门牌上写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就敲门进去，自我介绍后，两个人聊了起来。王浩特别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陈之藩却从来不看金庸的小说。王浩说：“我们在海外，这么寂寞，这么无聊，没有金庸小说怎么过？”陈之藩说：“我不看金庸小说，过得也不寂寞，也不无聊。”两个人争了起来，争完了一看，王浩演讲的时间早已过了。何兆武听了，哈哈大笑，说起这位一生最好的朋友：“王浩一个是天赋好，一个是外在条件好，没有外在条件也不行。”

谈了一会，我觉得何兆武的谈话风格太像沈昌文了，便提起沈昌文的趣事。他马上说：“沈昌文了不起，他学历不高，但水平高。《读书》现在不如沈昌文时代办得好。现在非得都是博士，那也不一定，人家能够作出贡献，不一定非得是博士。我觉得应该看水平，看贡献，就像运动员一样，看谁跑得快。现在过分重视学历，我觉得不应该。”

谈了半天，何兆武好奇地问我采访过哪些老先生，然后大发感慨：“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是受了五四的强大影响。”我好奇地问他还有哪些老先生可以采访，他若有所失：“周一良、邓广铭、张岱年都去世了，季羡林、侯仁之身体不大好。”我几乎问遍了视野所及的学人，他不时品评两句，突然说：“还有些东西，现在不鼓励，可是应该抢救，就是关于‘文革’的这一代。再过几十年，这一代人就不在了，‘文革’就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这太可惜了。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抢救。江青没有留下一个口述历史，太可惜了，你为她留一个口述历史，并不意味着你赞成她，就像法官审判一个样，原告被告都应该申诉自己的意见嘛。”

何兆武笑称现在不务正业，每天看看书报，偶尔有朋友来聊聊天。爱好也别致：“电视里凡是古装的戏我都不看，觉得败坏胃口。我看旧的京戏，可剧目太少，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戏。听一下古典音乐，我的理解就到19世纪为止，19世纪以后现代化的东西理解不了，现代音乐我也接受不了。”黄昏时，他送到门口，我说：“下次来就不是采访，而是聊天。”他哈哈大笑：“聊天最好！”

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