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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餐厅隔壁就是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这种种向他炫耀的俗不可耐的奢华，那钱说不定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从配给他们的肉食上揩下来的油。

“现在也许他们正挨饿呢，”他心想；他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吃不下东西，几乎连话也不能说。一刻钟以后就更糟了，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歌声，那是一首民歌，应该承认，还有点儿下流，是一个被收容者唱的。瓦勒诺先生朝一个穿着号衣的仆人看了一眼，仆人走开了，很快人们就听不见歌声了。这时，一个仆人递给于连一杯莱茵葡萄酒，杯子是绿色的，瓦勒诺太太特意提醒于连这酒在产地每瓶就值九法郎。于连拿着这酒杯，对瓦勒诺先生说：“他们不再唱这首下流的歌曲了。”

“当然，我相信他们不再唱了，”所长答道，很得意，“我已命令这些叫花子不要出声。”

这话于连听起来是太过份了；他的举止能符合他的身份，可是心还不能。他尽量经常施展他的伪善，还是觉得有一大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他试图用绿酒杯挡住，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赞赏这莱茵葡萄酒了。“不让唱歌！”他对自己说，“我的天主！你竟容忍了！”

幸亏没有人发觉他这不合时宜的温情。税务官哼了一首保王党的歌曲。大家合唱叠句时，于连的良心突然说：“原来这就是你将获得的肮脏财富啊，而你只能在这种场合跟这样的人一起享用！你可能会有一个两万法郎的职位，然而当你大口吃肉的时候，你将禁止可怜的囚徒唱歌；你举行宴会所用的钱是从他可悲的口粮中偷来的，你举行宴会时他将更为悲惨！啊，拿破仑！在你那个时代，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争得荣华富贵，那有多美好，现在却要卑鄙地加重穷人的痛苦！”

我承认，于连在这段独白中表现出的软弱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他很可以做那些戴黄手套的阴谋家的同党，他们声称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全部存在方式，却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声受到一点点损害。

猛然间，于连想起自己的角色。人家请他参加这样高朋满座的午宴，不是让他来胡思乱想一声不吭的。

一位歇业的印花布制造商，身兼贝藏松和于泽斯两个学士院的院士，从餐桌的另一端向他发话，问大家都说他在《新约》的研究中取得惊人进展可是真的。

一下子谁都不说话了；一本拉丁文《新约》神奇地出现在这位博学的两院院士的手中。根据于连的回答，他随口念了半句拉丁文。于连接着背下去，他的记忆力忠实可靠，这件奇事受到七嘴八舌地赞叹，那种喧闹劲儿只有在宴会结束时才会有。于连看了看那几位太太的红扑朴的脸蛋儿，其中有的长得还不错。他特别注意会唱歌的税务官的妻子。

“当着这些夫人的面说了这么久拉丁文，真不好意思，”他望着她说道，“如果吕比纽先生（就是那位两院院士）肯随意念一句拉丁文，我不接着用拉了文原文回答，看能不能即席翻译出来。”

这第二个测验使他的光荣达到顶点。

席间有好几位富有的自由党人，然而他们也是有可能获得奖学金的孩子们的幸福的父亲，因此上次布道以后突然改变了信仰。尽管他们表现出这种政治的精明，德·莱纳先生仍不愿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老实人只是耳闻于连的大名，在国王驾临本城那天看见他骑在马上，于是就成了最热烈的崇拜者。“这些傻瓜听到什么时候才会厌烦这种他们一窍不通的圣经风格呢？”相反，这种风格的奇特让他们开心，他们笑个不停。然而，于连厌烦了。

六点的钟声响了，他严肃地站了起来，谈起利戈里奥的新神学的一章，他得把它记牢，第二天背给谢朗先生听。“因为我的职业，”他愉快地补充说，“是让人背书给我听，也让我背书给别人听。”

众人听了大笑，赞不绝口；这就是维里埃人所说的机智啊。于连没有坐下，大家也就不顾礼仪地纷纷站了起来，这就是天才的威力。瓦勒诺太太把他多留了一刻钟，请他务必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问答；他们背得颠三倒四，滑稽透顶，只有他一个人听得出。然而他并不加以纠正。“对宗教的基本原理多么无知啊！”他想。最后，他鞠了一躬，以为可以脱身了，然而不，他还得领教一篇拉封丹寓言。

“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作家，”于连对瓦勒诺太太说，“有一则关于让·舒阿尔大人的寓言竟敢对最可敬的事物大肆嘲笑。他受到最优秀的批评家的严厉谴责。”

于连在离去之前收到四、五份午宴的请帖。“这年轻人为本省增了光，”宾客们很高兴，齐声说道。他们甚至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