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肄举业而罔功。李鸣复奏《举状》，称科举之外，穷经笃古。盖老而不第之士也。书成於绍定三年，其奏进则在端平三年。《自序》谓《春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

所书之法为教，所书之事为戒。自三《传》以褒贬立意，专门师授，仍陋袭讹。

由汉以后，类例益岐，大义隐矣。故其大旨谓直书事迹，义理自明。於古来经师相传，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一切辟之。按《朱子语录》云：“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窃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论者，盖本於是。何梦申作吕大圭《春秋或问序》，谓传《春秋》者几百家，大抵以褒贬赏罚为主，惟《或问》本朱子而尽斥之。不知仲炎已先发之矣。中如於南季来聘，据三《传》、《戴记》，谓天子无聘诸侯之礼，《周礼》时聘之说不足信；於滕薛来朝，谓诸侯无私相朝之礼，三《传》俱谬：则过於疑古。以盟首止为王世子立党制父，则过於深文。以“子同生”为《传》语误入《经》文，以“葬蔡桓侯”为“公”字之讹，以“同围齐”为“围”字重写之误，疑及正《经》，亦未免臆为推测。然如谓季友为巨奸窃交宫阃，则成风私事，《传》有明文，词严义正，足以为千古之大防矣。其论胡安国之书曰：“孔子虽因颜渊之问，有取於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於《春秋》，述旧礼者也。

如恶诸侯之强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尊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僣，其可自为僣哉？”其立义明白正大，深得圣人之意。盖迥非安国所及也。

△《春秋说》·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潜人。历官端明殿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有咨夔《自序》，称自考功罢归，杜门深省，作《春秋说》。按本传称理宗初咨夔为考功员外郎，以忤史弥远，又言李全必为国患，为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镌秩家居者七年。是书盖是时所作也。又本传第称咨夔所著有《两汉诏令揽钞》、《春秋说》等书，而皆不载其卷数。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云“止三卷”。

《永乐大典》载吴潜所作咨夔《行状》，则谓《春秋说》实三十卷。今考是书，篇帙繁重，断非三卷所能尽。潜与咨夔同官相契，当亲见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盖后来传闻之误耳。其书议论明鬯，而考据事势，推勘情伪，尤多前人所未发。

如以书“公子友如陈”为著季氏专鲁之始，以晋侯执曹伯负刍而不为曹立君正为异日归之之地，以书“大蒐昌间”为季氏示威於众以胁国人，皆得笔削微意。惟谓庆父出奔为季友故纵，谓刘子、单子以王猛入王城为不知有君，颇有纰缪。然弃短取长，其卓然可传者，不能没也。今《两汉诏令》等书久已散佚，此书亦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尚多载其文。谨裒辑编次，釐正讹舛，仍分为三十卷，以还旧观。至《春秋经》文，三《传》各有异同。今咨夔原本，《经》文已不可见，就其所说推之，知其大概多从《左氏》，而间亦参取於《公》、《穀》。今并加案语，附识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经解又绝无徵引，无从葺补，今亦姑阙之焉。

△《春秋经筌》·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赵鹏飞撰。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人。其意以说经者拘泥三《传》，各护师说，多失圣人本旨，故为此书，主於据《经》解《经》。其《自序》曰：“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无《传》以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又曰：“三《传》固不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有时得圣意者。”夫三《传》去古未远，学有所受。其间经师衍说，渐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举而刊除，则《春秋》所书之人，无以核其事；所书之事，无以核其人。即以开卷一两事论之。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其失在夫妇嫡庶之间。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不能知声子、仲子事也。郑伯克段于鄢，不言段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际。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为武姜子、庄公弟也。然则舍《传》言《经》，谈何容易！啖助、赵匡攻驳三《传》，已开异说之萌。至孙复而全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