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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云十夫有沟，则是十井之遂同归於沟也，故《匠人》谓之井间。既谓之间，则非一井可知。”较旧注差为明晰耳。

△《高注周礼》·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高愈撰。愈字紫超，无锡人。顺治中岁贡生。《江南通志》载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当即是书。其分卷各异，殆传写者不同也。书中采前人之说多本诸王昭禹《订义》，亦间有发明。其中有最驳者数条，如《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康成《注》谓其食者半、参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诸侯之贡也，不用先郑之说。愈谓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馀贡天子。其说颇诋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传》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杜注：“公侯地广，故取贡者多。”

如愈所说，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贡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贡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贡天子。则尊反贡轻，而卑反贡重矣。昭公十三年《传》又曰：“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杜注：“甸服谓天子畿内共职贡，即公卿大夫之采地。”郑玄《小司徒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卿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是食采者卑与尊同，故云卑而贡重。是周制甸服贡重，尚不过四分之一，岂邦国所贡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勋》文曰：“凡颁赏地，三之一食。”《注》云：“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与《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为王之所食，与《大司徒》文例义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独於此别生异说，似未贯洽全经也。又《小司徒》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注》曰：“此谓造都鄙也。”

愈乃曰：“四县为都，计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车六十四乘，视百乘之家犹逊焉。而《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当天子六乡、六遂十五之一。是犹不足称小都，而况大都乎？”今考《春秋》隐公元年《传》：“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杜《注》谓都城当国三分之一，非谓田邑车乘当国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为难。且四县为都，本小都也，积四小都乃为大都。今愈以四县之都为大都，於郑《注》尚未详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传》曰：“惟卿备百邑。”

杜《注》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为采邑之极。”《坊记疏》谓公之孤、侯伯之卿与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宁以不及百乘为嫌耶？至四县为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谓得兵车六十四乘，尤舛误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郑读“乘”为“甸”，谓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谓“乘”字不当改读，遂谓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

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则兴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书以示讥耶？又《韩诗》“维禹陈攵之”，《毛诗》“陈攵”作“甸”。陈攵训曰乘，甸亦训曰乘。古陈、乘、甸三字音同，故读乘为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难郑氏也。他如谓郊社相对，社即祭地，更无北郊；九夫为井即十夫有沟，都鄙乡遂不异制：则均袭旧文，无庸更辨者矣。

△《周礼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典制罕所考证，惟推求於文句之间，好以臆断。如“王斋日三举”，所以增一举者，谓助气以行礼。

而世沐谓三字误，当作不。则致斋岂茹素之谓乎？《乐师》职“帗舞”，帗之为羽，无可疑者。而世沐独取先郑祓除之义，亦为未合。《考工记》“画缋之事，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为仁义相资，礼智相合，健顺相成，亦过於穿凿也。

△《周官辨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