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部分(第2/4 页)

纳贤豪，攻略城邑，必与太宗并称，殆其然欤。抑或贞观十七年敬播、房玄龄、许敬宗等所修《高祖实录》，欲以创业之功独归太宗，不能无所润色也。

观大雅所讳，独宫婢私侍一事耳。至於称臣突厥，则以不用“书”而用“启”，隐约其词。而於炀帝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则载高祖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於炀帝命击突厥，则载高祖私谓人曰：“天其或者将以畀余。”俱据事直书，无所粉饰。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内府藏本）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诏撰《通鉴》，以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书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后毕。光《进表》称精力尽於此书。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记》、前《后汉书》属刘攽；三国、南北朝属刘恕；唐、五代属范祖禹。又皆通儒硕学，非空谈性命之流。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光门人刘安世尝撰《音义》十卷，世已无传。南渡后注者纷纷，而乖谬弥甚。至三省乃汇合群书，订讹补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载先友《渊源录》，称三省天台人，宝祐进士，贾相馆之。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家塾，日手抄《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称乙酉彻编，与桷所记正合。惟桷称《定注》，而今本题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称，初依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后失其书，复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此本惟《考异》散入各文下，而《目录》所有之历法、天文书中并未附注一条。当为后人所删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为欤。《通鉴》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於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故《唐纪》开元十二年内注云：“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於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盖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矣。至《通鉴》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显王纪》“秦大良造伐魏”条注云“大良造下当有‘卫鞅’二字”。《唐代宗纪》“董晋使回纥”条注云“此韩愈状晋之辞，容有溢美”。又“严武三镇剑南”条注云“武只再镇剑南，盖因杜甫诗语致误”。《唐穆宗纪》“册回鹘嗣君”条注云“《通鉴》例，回鹘新可汗未尝称嗣君”。《文宗纪》“郑注代杜悰镇凤翔”条注云“如上卷所书杜悰镇忠武，不在凤翔”。凡若此类，并能参证明确，而不附会以求其合，深得注书之体。较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者，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虽徵摭既广，不免检点偶疏。

如景延广之名，出师表败军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贼之语，沈怀珍之军洋水，阿那瑰之趋下口，乌丸轨宇文孝伯之误句，周太祖诏今兄之作“令兄”，顾炎武《日知录》并纠其失。近时陈景云亦摘地理讹舛者作《举正》数十条。然以二三百卷之书，而蹉失者仅止於此，则其大体之精密，益可概见。黄溥《简籍遗闻》称是书元末刊於临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国学。其见重於后来，固非偶矣。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胡三省撰。《通鉴释文》本南宋时蜀人史炤所作，浅陋特甚。时又有海陵所刊释文，称司马康本。又蜀广都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亦以注附之，世号“龙爪通鉴”。皆视史炤本差略，而实相蹈袭。三省既自为《通鉴音注》，复以司马康释文本出伪托，而史炤所作讹谬相传，恐其疑误后学，因作此书以刊正之。

每条皆先举史炤之误，而海陵本、龙爪本与之同者，则分注其下。其已见於此书者，《音注》之中即不复著其说。然如《唐德宗纪》韩旻出骆驿一条，《音注》云：“史炤谓骆谷关之驿。余案韩旻若过骆谷关驿，则已通奉天而西南矣。炤说非也。”此类随文考正者，亦不尽见於《辨误》。盖二书本相辅而行，故各有详略，以便互为考证也。其书援据精核，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於一隅。又云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

△《通鉴胡注举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