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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二图节次相配，亦前有《图说》，后有《附录》。夫知行并用，博约兼资，圣贤经典之文或有偏举，而理无偏废。《经》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补传亦必有说。奇龄乃以格物为量度之意，以知本为诚意，不知未知本时持何术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诚意为本，则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盖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而自称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为辽东贺钦之孙所秘授，盖托词也。

△《大学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答其门人馀姚邵廷采之问者也。仍因其《大学知本图说》而衍之，以归於良知之说。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连读，如“明德”连读，则德已明，何用复明？是不必远引他说，即以《大学》“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复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证《尚书》三条、《诗》四条，皆其《四书賸言》中所谓“以雩见为龙，以王良为星”者也。

△《逸讲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而其子及门人编录之。上卷为章世法所录，乃所讲《孟子》“不动心”章之稿。第二卷为其侄文辉所录，乃所讲《论语问答》。第三卷题曰《大学辨业》，为楼宅中所录。《大学辨业》者，奇龄门人蠡县李塨所著。

塨初师博野颜元，既而舍之从奇龄，后撰是书，又兼用元说，故奇龄恶其叛己而攻之，大抵皆诟争之言也。以录其丛残之稿，故曰“逸讲”。中杂门人、子侄之附论，故曰“笺”焉。

△《中庸说》·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其门人章大来、楼宅中、朱樟、陈佑及其子远宗、侄文辉编次，而各附以己说，皆与朱子《章句》互异。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刘宗周之旨。

盖宗周，奇龄之乡人也。奇龄博洽群书，其说经善於考证。至於舍考证而谈义理，则违才易务，非其所长。又以辨才济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圣门释非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邦烈编。邦烈字又超，平湖入。毛奇龄之门人也。是书因朱子《四书集注》颇有疑诸贤之说，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龄《经说》所载诸论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龄门人、子侄诸说，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记》，称“北宋诸儒，高树门帜，不容一人訾议。如刘共父改《二程全书》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讥贬，必欲使其还复旧文而后已。而於先圣、先贤恣情敲驳，《大学》、《孝经》连篇删改。即孔门诸贤，何一不受其削斫？相其用心，实有抑圣贤以扬同类之意。因稍辑先生所言，与他书偶录可引据者，汇为一卷，名曰《释非》。以为圣门口语，各有精义，或未可尽非”云云。考宋儒标榜门户，以劫制天下之异端，诚所不免，至坐以诋诬圣贤，则未免深文。且朱子《集注》补苴旧说，原恐后学之误会，亦非主於排斥孔门。邦烈此书虽无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旧题奇龄自撰。

今考究始末，实邦烈所为。其中如谓“本”字书不训始，惟宋人《广韵》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训。案陈彭年、邱雍等重修《广韵》在大中祥符间，其时程子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说？如斯之类，似非奇龄所宜有。又朱子《与张栻、刘共父书》，谓《二程遗书》乃胡安国所改，而此《序》作刘共父所改，亦误。故改题邦烈，从其实焉。

△《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解释经义，多与宋儒相反。盖塨之学出於颜元，务以实用为主。故於程、朱之讲习，陆、王之证悟，凡不切立身经世者，一概谓之空谈。而於心性之学，排击尤甚。其解《四书》，亦即此旨。中惟《孟子注》未成，今传者《论语》、《大学》、《中庸》耳。

《论语》多用古义，亦兼取毛奇龄之说。如以“无所取材”从郑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从何晏作“反经合道之譬”，则不免故相违迕，有意异同。《大学》用古本读“大”为“泰”及“亲民”之“亲”读本字，皆仍旧说。其以“格物”

之“物”为《周礼·司徒》之“乡三物”，则塨自申其学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说，一切归於实际，证以人事。在三书之中，较为完密。《传注问》则仿朱子《或问》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辞气多不和平，徒以气相胜而已。

△《四书反身录》·六卷、《续补》·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