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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意，蔡邕所书，义不缘此。《成二年传》“是土齐也”，自以何休《注》文为正解，而引《周礼》、《司马法》解“土”为“杜”，实则尽东其亩，原非杜塞邻国之交通。《论语》之“咏而归”，据郑康成、王充之说，以“归”为“馈”，实则风雩无馈祭之理。如斯之类，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执。又如据《周礼·牛人》谓“任器”字出於经文，不出子、史，驳宋祁《笔记》之误，则体同说部，与经训无关。引《荀子》、《墨子》证《学记》之“撞钟”，引《荀子》证秦穆公之能变，引《墨子》证许止不尝药，引杨方《五经钩沈》证《论语》生知，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

然自此数条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

△《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

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馀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於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竑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著者也。夫穷经之要在於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诸人於汉学放失之馀，捃摭而存一线，亦未始非饩羊之遗也。顾诸家无谈经之专书，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薈稡众说，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为有裨。特录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废沈括《梦溪笔谈》之意也。

△《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凡《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穀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诸经《正义》，宋端拱、咸平、景德，递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刻版，亦有据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书，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於下。其据某本改者，并显出之。

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或有据某人说者，亦缀附焉。於形声六体，尤所究详。

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隶书，偏旁点画，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许慎之所述。

又经师口授，各据专门。《春秋》则三《传》异文，《诗》则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复错出於其间。故“曰若”、“越若”，《书》自不同；“桑葚”、“桑椹”，《诗》亦各体：此一经自不相同者也。《周礼》之“篡”，不可通乎《周易》之“筮”；《仪礼》之“庿”，不可通於《礼记》之“庙”：此诸经各不相谋者也。郑康成之屡称旧书，陆德明之多引别本，更不论矣。故是书所举，或漏或拘，尚未能毫发无憾。至於参稽众本，考验六书，订刊版之舛讹，祛经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圣经，此书更有功於注疏。较诸训诂未明而自谓能穷理义者，固有虚谈、实际之分矣。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川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书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州分部居，各以类从，以便参考。凡《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孙鉴，尝缉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缉《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书》与《春秋》卒无专书。特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而已。且其间各以意为去取，不能尽睹其全。又不著为某氏某年所录，亦无以考其异同先后之由。黎靖德所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