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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鲜有不乱者。及观近时经生家之说，殆不可复谓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参诸家而过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传》，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从胡《传》中牵合穿凿，并不知有《经》。

此所谓乱之极也”云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永乐中修《春秋大全》，袭用汪克宽《纂疏》，乃专尊胡《传》，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广等之《大全》，虽偏主一家，伤於固陋，犹依《经》立义也。其后剽窃相仍，弃《经》诵《传》，仅摘《经》文二三字以标识某公某年。迨其末流，《传》亦不诵，惟约略《传》意，标一破题，转相授受而已。盖又并非修《大全》之初意矣。

岐然指陈流弊，可谓深切著明，故其书皆参取四《传》以救胡《传》之失。虽去取未必尽当，要其针砭俗学，破除锢习，於《春秋》不为无功。惟五《传》皆具有成编，人所习诵，不待此刻而传。故取其卫《经》之意，而不复录其书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自跋》，称初成於天启甲子，重订於崇祯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

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各书大事於年下。然体例颇为丛杂。如周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称“宰咺来赗仲子”。此内鲁之词，当系之鲁，不当系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称“武氏子来鲁求赙”，则称“来”似内鲁，称“鲁”又似外鲁，更无体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晋，则排纂有讹；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则事实或误：均不足以为据。

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

△《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书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

考程子《春秋传序》作於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后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於程子耳。考陈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学者苟优柔厌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

△《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

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於国家，即为得罪於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於未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