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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交无在当路者，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故史竟遗之。”则廉实忠义之士，非以空言说《经》者矣。此书以诸家之说薈萃成编。

《自序》谓：“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

次三《传》，注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其长也。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於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然是编虽以胡氏为主，而驳正殊多。又参考诸家，并能掇其长义。一事之疑，一辞之异，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如谓仲子非嫡，隐公不得谓之摄；齐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鲁僖；不书吴败越夫椒，责其不能复雠；书葬昭公，罪鲁不以季氏为逆；书葬刘文公，罪畿内诸侯之僣；书筑蛇渊囿，责定公受女乐而荒：持论俱明白正大。《总论》百馀条，权衡事理，尤得比事属辞之旨。

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采录焉。廉《自序》题“至正九年己丑”，又称：“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乃成是书。”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盖廉於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而通籍颇晚。闭户著书，故得潜心古义，不同於科举之学也。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郑玉撰。玉事迹详《元史·忠义传》。其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经》有残阙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於《经》以证其谬。大抵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所著《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至被执就死之时，惟惓惓以此书为念，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谓：“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又曰：“圣人之《经》，词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岁月既久，残阙滋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讥於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於后人。”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曰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岂非以玉之著书主於明《经》以立教，端学之著书主於诋《传》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迫之降，玉不屈死。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类稿》乃谓玉既不受元爵，自当仕明，谓之当生而不生。其说殊谬。伯夷、叔齐岂尝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有《周易文诠》，已著录。是书有汸《自序》及其门人倪尚谊《后序》。尚谊称是书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稾，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戊寅，重著是《传》。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难厄，阁笔未续。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辞》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於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於汸，犹汸书也。

汸《自序》曰：“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

△《春秋师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常师九江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馀条以归。已复往留二载，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故题曰《师说》，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传补注序》曰：“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又作泽《行状》，述泽之言曰：“说《春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又称：“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为文十馀通，以见虚辞说《经》之无益。”盖其学有原本，而其论则持以和平，多深得圣人之旨。汸本其意，类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二《序》及《行状》附录於后。《行状》载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