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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纪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传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祏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

《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于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皆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

卷一　经部一

○经部总叙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易类一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尚书》、《春秋》寓於史，而《易》则寓於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於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

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