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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

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

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

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1译注：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

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

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

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

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

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

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

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

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

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

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

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

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

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

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

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

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

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

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

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　我笑了，感

叹他的淳朴！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

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

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

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

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

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

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

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

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

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

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

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