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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运动发生在人们的身份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是建立在多种不同因素（宗教、文化、种族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恋差异癖”的基础上。那些分裂团体试图在国际秩序中崛起，并质疑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教育成果，他们怀疑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福利。一些曾在国民教育的过程中采用文化灭绝政策的统一国家，如法国（强制消除科西嘉、巴斯克或不列塔尼的文化特征）或西班牙（以巴斯克地区为例），在几十年间它们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并且经常伴随着暴力，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根除。美国和澳大利亚则选择了完全灭绝——从肉体上灭绝异族人（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这样就避免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幸存的异族人数不足并且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不得不提及未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犯罪手段，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在美国，除了屠杀和流放，对印第安人的灭绝采取了真正的生物战争的形式。譬如1763年美国独立前，英国将军艾姆赫斯特在匹兹堡（宾西法尼亚州）下令“在那些坏家伙（印第安人）中间散布天花”，他的副官布盖回答他已经借助受感染的被褥来传播疾病了《自杰弗里·阿赫斯特以来，18世纪北美的生物冲突》，伊丽莎白·芬妮，载于《美国历史》杂志，2000年3月20日。，直到1890年，被屠杀的印第安人达到了种族灭绝的比例。美国公民仅仅在1924年通过了关于印第安人的法律，通过将印第安青年送到远离家庭的寄宿学校达到强制性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澳大利亚，对这块大陆的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种族灭绝持续了两个世纪，第一阶段的肉体灭绝迅速被文化灭绝所代替。直到1970年，混血后代们被带离土著家庭，在白人家庭里接受教育。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类似于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要求一直存在，但两个世纪期间土著人累积的自卑的劣等文化之感，促使他们要求得到“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而不是要求保持文化差异的权利。

中国的主权质疑（2）

与这些例子相比，必须注意到，中国对异族采取的逐渐纳入主权统治的政策从总体上来说对文化差异是非常宽容的。对封建朝廷来说，决定性因素不是要文化同化，而是要异族承认中国对领土的主权。以不太挑衅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中国是这种对文化过于宽容政策的受害者——他们从未打算灭绝当地人口并以汉族取而代之。目前在中国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的一些少数民族关于身份认同要求的热潮提出了民族主义难题，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受来自外国的动力推动——一方面是*复兴主义，另一方面是西方信仰危机。这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最适合的方法来保护中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同时寻找应对这些文化要求的最合适的解答。

20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外国的反应显示了这一事件对公众舆论的冲击，明显超越了西方的政治操纵。过去20年来分离主义运动增多，催生了像科索沃那些经济上无法维持的国家实体，以及一些获得事实上的主权但还没有独立的国家实体。这些国家经济上，有时是政治上的脆弱性迫使他们将命运交到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手上——如美国或苏联，这导致了“虚拟国家”的增加。1991年苏联从中获益良多，多亏了三个国家的虚拟主权（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联在联合国一共拥有四票——他们的投票权同时也属于苏联。这些“虚拟国家”帮助一些大国巩固了在联合国的地位。同时，在有关伊拉克的投票时，美国的立场总能得到太平洋岛国的支持，如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都是美国控制下的领土。

国际上对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要求越来越感到困惑，这种困惑在“西藏危机”中表现为一部分藏族的文化要求——他们希望其文化特征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承认，这和越来越多的海外流亡藏族及其西方盟友无视近代史的事实而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论所致的偏差有关。在欧盟多年前已经明确、正式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某些欧洲领导人仍然听任那些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宣言和评论泛滥。关于西藏和维吾尔族的问题，现在的困难在于以不同于主流民族主义模式的方式思考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传统模式只会导致不断增加的暴力冲突和民族之间的不理解。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给予少数民族及其宗教越来越大的自治权，但是现在必须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清楚鉴别这些少数民族要求的实质、他们不满的原因以及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