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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什么传统，只是觉得不能不这么写。我在《后记》里说过，“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

●我的任务只是充分描绘故乡的生活

●从总想跳出方言世界回到充分口语化，语言的纯粹化和世界的封闭性有关

□作为一个乡土色彩非常浓厚的作家，你以往总想跳出方言世界，加入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置身其外，看一看，评一评。《秦腔》放弃了这种努力，整套语言系统完全口语化了。比如提到清风街工作难开展，就说此地“费干部”，“费”字用得很好；说“喝淡了一壶茶”，也非常传神。类似这样的乡谈俯拾即是，而我们熟悉的浮在表面的流行规范的现代汉语表述方法几乎全回避掉了，非常干净。叙述语言和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没有区别。你以前的小说总有作家的影子，这篇也有（在省城写东西的“夏风”），但你没给他太多说话的机会，他不再成为叙述的角度，他也无法打破方言世界的纯粹。叙述上不分章节，展现乡村生活的原始状态，无大起大落的情节主线；无数的细节缠绕在一起；语言上尽量回避不属于乡土的表述，充分口语化。这种写法，和“告别”的情绪一致。对行将消亡的事物，只有充分细致地加以描绘，才能告别。

■我的任务只是充分描绘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亲人们当然有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但这都是我的对象，我只描绘，不想解释。

□你是否因此建立了一个封闭的天地呢？我注意到你在《后记》中担心，没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未必能够进入。从“五四”到当代，强调乡土封闭性与原始形态的作家都有两副笔墨，比如鲁迅《故乡》里闰土的话，祥林嫂的话，都很真实，但知识分子身份的“我”也跳出来，说出诸如“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种启蒙话语。《秦腔》不让夏风说这种话，意味着作者不想跳出来，对这个世界指手画脚。他的任务只是把这个自身满足的世界雕刻出来。语言的纯粹化和世界的封闭性有关。你思考乡土中国问题，是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窗口，但乡土中国遇到的问题和整个中国遇到的问题不相等。关注乡土的人会克服种种障碍走进你构造的相对封闭的世界，另外一群人是否会被你这种语言或多或少地排斥在外呢？

■我目睹故乡的传统形态一步步消亡，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这种不分章节，？里？嗦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我就是不想用任何方式，寓言啊，哲学啊，来提升那么一下。《高老庄》、《土门》是出走的人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么多来自他们世界之外的话语和思考。现在我把这些全剔除了。

●我是在写故乡留给我的最后一块宝藏，也许以后很长时间里不会再写

□你以前写故乡，只是局部，这便于你和文坛交流。当前文坛关注什么问题，你在故乡总可以找到对应物。这种互动关系，如今你不在乎了。《秦腔》不是写故乡某一部分，而是故乡的全部，这就不允许你用某个单一的视角或几条线索来写，必须呈现出浑然的整体。这对你是个转变，就是要改变故乡和自己的关系。从局部写故乡，总是报道式的；从整体写故乡则是总结，而总结必然意味着告别和埋葬。《秦腔》之后，你还会写大部头的关于故乡的书吗？

■我已经宣布，起码暂时不写。以前写商州，是概念化的故乡，《秦腔》写我自己的村子，家族内部的事情，我是在写故乡留给我的最后一块宝藏。以前我不敢触及，因为这牵扯到我的亲属，我的家庭。夏家基本上是我的家族，堂哥，堂嫂，堂妹，都是原型，不敢轻易动笔，等于是在揭家务事。《后记》里表达了这个意思，我说最害怕村里人有什么看法。有了看法，以后都不能回去了。这里面既有真实也有虚构，我就怕有人对号入座。这个东西把人掏空了，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写，也许很长时间里不会再写。

●贾平凹不再是乡土中国或民间智慧代言人，现在更像一个告别者，但这都是无意识地走到这个状态的

□鲁迅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好花果”。你在小说里好像把很多作家删掉的枝叶全捡回来了。用一个备受误解的词概括，这就是“俗”。许多来自农村或坚持写农村的作家，很善于用知识分子话语解释自己所描写的世界，包括自己的创作。你曾经也热衷于这种解释，但《秦腔》放弃了。结果，你所描写的世界，特别是那些“枝叶”，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没遮没拦，不像你以往某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