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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日子来,昌城“外俘大本营”———俘管第一团的团长张芝荪和其他领导人,昼夜操劳,食不甘味。他们成天和通英语的教员们泡在一起,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战俘们泡在一起,最了解实际情况。刚刚熬过了战俘营极为艰苦的初创阶段,刚刚解决至关重要的安全与温饱问题,刚刚使战俘们的情绪平稳下来,为什么好心好意发动起来的一场政治学习运动,竟会掀起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波澜呢? 战俘们不论在被俘前制造过多少罪恶,从根本上讲,那毕竟是在受骗执行战争决策者的命令; 一当他们放下武器,他们就向和平居民的身分靠拢了一步,对他们的生活以至生命,我们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只要他们认识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从此不再参加侵略,那就是我们的一份劳绩; 等到将来战争结束,能把这些青年一个个完好无损地送回到他们的父母妻儿身边,他们的人民也会感念我们,这不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功德吗? 何必非要去改造人家的世界观? 改造世界观就那么容易? 美俘们往穆斯林战俘的饭锅里塞了一块猪肉,尚且要打得头破血流; 同样,你要祖祖辈辈都信上帝的美国人怀疑上帝,背弃上帝,做得到吗……
法国《人道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战俘营采访,他通英语和汉语,同许多美英战俘直接交谈后,坦诚地多次找张芝荪团长提出建议: 对美英战俘,不适宜上大课,不适宜采用灌输式的政治教育; 应当诱导,唯有诱导,才可能让他们口服心服。贝却敌对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一直抱有鲜明的同情与支持态度,张芝荪毫不怀疑他的善良动机,也相信他的建议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要改变一种正在运行的政策并不容易,它具有惯性。
第59节
一系列疑问在领导人的脑子里盘旋,私下里也悄悄地探讨; 但在执行中却又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唯恐自己在新的革命斗争形势下迷失方向,犯右倾错误。“右倾”二字,对于参加革命越是长久的老同志来说,越是带有警戒作用。右倾错误永远犯不得! “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便是立场问题。立场出问题,意味着退让妥协,革命意志不坚定、对党不忠诚,这就有违于自己投身革命的初衷了……
收容教育西方国家的战俘,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凡是涉及到政策性的任何问题,俘管处的各级领导人都抱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在一时无法作出决断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便是将有关情况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上级报告。
昌城俘管团的报告,以最快速度送到了碧潼俘管处。随后,其他几个外俘团也向俘管处呈送了报告。从报告中不难看出,不同单位所发生的问题都非常近似,可见,这是一种全面的政策性偏差。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徐元甫、席一、郭铁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了这些问题,将情况汇总后,又迅速向志愿军总部作了报告。
志愿军总部领导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第60节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亲自过问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俘虏管理工作。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方针性的转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久后,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专程奔赴朝鲜,到昌城、碧潼调查战俘工作,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外俘的政治工作应确立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不要上大课,着重办好图书馆、俱乐部、管好生活。 接着,总政又发出一个文件,提出了“思想胜利,组织胜利”的新方针。这一方针的实际含义主要是: 稳定思想,防止逃亡。战俘们随着收容时间的延长,他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因此,必须停止旨在改变其世界观的灌输式政治教育,改变呆板的管理方法,积极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多添书报,让他们通过阅读书报陶冶性情,实行自我教育,要办好伙食,让他们改善营养,增强体质; 同时提倡俘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要与战俘交朋友,使战俘们消除疑虑,生活得愉快。
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全面实施,原先俘管处与俘管团两级机关的两大职能部门,从性质到名称都作了更动。原来的审处科、审处股,改称为登记科、登记股,工作任务由对战俘的审查处理转变为对战俘各项情况的登记留档,为将来战俘的核查遣返作准备; 原来的教育科、教育股则改为文娱科、文娱股,主要抓文化娱乐工作。
将阶级教育的主题改为争取和平的主题,这一适时的转变,使整个外俘管理工作顿时活跃了起来。
“反动分子”们笑逐颜开地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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