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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的剃刀”,线粒体“夏娃”就是这样“浮出了黑暗”。
从1987年卡恩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以来,此后几年不断出现这方面更详细的研究,这些研究确认最早的人类线粒体多样性出现于20万年前。“池塘里的石头”最终落在了非洲,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从进化的角度而言20万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人类从非洲分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对这些统计学分析有一些技术上的异议,但近年来更多的关于线粒体DNA的研究证实了最早的结论:我们有一个大约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的曾、曾、曾、曾、曾……曾祖母。
1871年,达尔文在他的有关人类进化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每个地区生活的哺乳动物和这个地区已经灭绝的物种有着密切的联系。非洲曾经生活着业已灭绝的猿,它们和大猩猩、黑猩猩是近亲。因为大猩猩和黑猩猩是现代人类最直系的近亲,因此我们最早的祖先极有可能生活在非洲。”一方面,达尔文具有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即使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人依然认为亚当和夏娃来自欧洲或亚洲。另一方面,他做出的判断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猿大约23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如果我们能使时间倒转足够远,我们肯定会在非洲大陆上遇到我们的祖先。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正是这个原因,从线粒体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才显得是革命性的。
卡尔顿·库恩等人类学家对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有争议,他们的论据是在世界的多个区域,在考古中都发现了相互独立的类猿祖先,这便是著名的“多缘起源主义”。即使今天,这一理论依然存在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它的主要观点是:原始人类大约在200多万年以前就离开了非洲,在东亚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不同的地区各自独立地进化为现代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种族,对此库恩已经做过分类。“多缘起源主义”曾被广泛接受,要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暂时把DNA放在一边,去挖掘古老的化石。
荷兰人的勇气(1)
人类具有独一无二、充分发展的智力,正因为此,列纳沃斯将我们所属的种命名为“智人”,即希腊语“智慧的人”。但从19世纪开始,考古发现表明在遥远的过去曾经存在过其他有智力的原始人类。例如1856年在德国西部的蓝田谷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头骨,在达尔文之前的欧洲,这类头骨被认为是畸形的现代人。但随着首次在蓝田谷发现这类头骨之后,在多处发现了同样的头骨,他们后来被命名为尼安德特人,其头骨清晰地表明他们是一种原始人类。这是我们第一次科学地认出了其他原始人类,证明原始人类也分为不同的谱系。19世纪末,当时的许多科学工作者竞相寻找人类和猿之间的“缺环”,1890年,一位在爪哇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医生“中了头彩”。
欧根·杜波斯非常迷恋人类进化的问题,选择在远东做医药代表工作,正是因为他对考古发掘的兴趣,因为那一地区那时被视为人类的摇篮。杜波斯1858年生于荷兰的艾加斯登,曾在医学院学习解剖学,1881年他被聘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助教,但很快,他感到大学的生活过于遵守清规戒律并且等级森严,1887年他说服妻子和他一同离开荷兰,踏上了寻求原始人类遗迹的旅途。
杜波斯相信长臂猿是人类最近的近亲,而长臂猿只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发现过,这是因为它们头骨形态的特征和人类极其相似(头顶部没有厚而硬的顶骨,脸比其他的猿类都平),而且研究表明它们有时用两条后腿直立行走。因为长臂猿的这两个特征,他认为在东南亚很有可能会找到“缺环”。最初,他在苏门答腊开始了挖掘寻找,他找到的只是一些相对较晚的现代人、猩猩和长臂猿的头骨。随后,他把注意力转向爪哇,这时他的好运来了。
1890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的特里尼尔的一条河岸,杜波斯挖到了一个头骨。他仔细地审视着它,发现它极为奇特,看上去像是一种已经灭绝的黑猩猩的头骨,因为当时没有条件对收集的头骨进行全面的解剖研究(他是在一个偏远的殖民地),所以他很难确定。次年,他在同一地区又发现了一块大腿骨,它完全暴露了那块头骨的秘密。很显然,那块大腿骨不可能是会爬树的黑猩猩的,它来自于一个直立行走的种类。杜波斯计算了头骨容量和直立姿态的受力,他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在进化史上颇具飞跃性的结论:这正是人人都在寻找的“缺环”!他把这个新的种类命名为“直立猿人”。
此后10年,不断地有人对杜波斯的发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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