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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实质；利益集团已获得更多的权力。正如他们所言，这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使领导变得更难。

实施卫生健康改革尤其困难。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到尼克松与卡特，国会始终在不遗余力地阻止这项制度的改革。对于克林顿来说，这项斗争尤其艰巨，因为纽特·金格里奇与保守派党人把卫生健康改革当作控制国会的一个武器。为什么要与克林顿合作？为什么不选出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并采取自由市场规则？

在试图全面改革数额为１千亿美元的卫生健康产业过程中，克林顿政府将面临着公众政策上最严峻的挑战，他们的改革之路布满了昔日留下的陈尸烂骨，时间可上溯到６０年前。他们也希望在这个论战中树立声誉。仅此一点，其政治勇气就值得赞扬。

在约翰逊与布罗德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总统勇敢地承认：“是我的原因导致国会予以否决。”他认为卫生健康计划改革的失败提供政府不应予以干扰事件的研究案例。我们在白宫犯下的错误可能误导以后的总统，他们可能也会采取大胆与众不同的行动，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在此做近距离审视，我得出的结论如下：

对国家价值观念的错误判断。领导者必须理解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的她或他所生存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为准则进行统治。在众多工业化民族中，美国人长久以来得到的社会福利是最少的。如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所说，我们是西方国家中的“局外人”，共和党是反中央集权统治的主要政党。猛烈反击政府的卫生健康改革计划与我们的核心信仰、个人奋斗精神与不干涉他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卫生健康计划还同新保守主义相抵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林登·约翰逊能通过医疗保险提案是因为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深信政府能够完全或大部分行使职能。而到了１９９４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对政府有这样的信任度。克林顿提出卫生健康计划时情形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笼的失败在所难免。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应该明白出台的计划要与时代呼应，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谙熟此道。

对总统政治力量的错误判断。杰斐逊说过，“重大提案不能只建立在微弱多数支持的基础之上。”克林顿的基石太弱，导致不能通过本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立法改革。１９９２年大选中他只有４３％的支持率，加上缺少政治家的提携使他不可能有坚定的追随者。执政初期的失误又进一步削弱了他的领导力量。即便在１９９３年秋，他首次向国民发表讲演推出他的卫生健康改革提议时，也缺少成就巨大事业所需的支配地位。约翰逊与布罗德认为他的“重大失误”是没有认识到权威的限度。

白宫中有一种倾向性的看法，认为克林顿会“出卖”一切。他在讲坛上那令人生畏的权力表现能令他的反对者气得飞上天。艾位·马加津纳甚至认为克林顿会“使复杂的局面与我们联姻”。反对派能从克林顿那里夺取高地，这又一次证明：白宫必须先掌握事物的实质，才能尝试将其“出卖”。

对国会的错误判断。从早期决定把卫生健康改革纳入到１９９３年预算调节之内并力争在委员会听政例会上通过，（有的议员故意阻挠议案通过）克林顿本人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接近国会的方式。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为维护参议院的传统，提出停止审议该议案，此举在国会山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回首过去，众议院领袖们能抓住由民主党组成的多数派，这是很明显的。实业巨头的承诺化为乌有。议会的权威同总统在国家中的权威一样被削弱。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的投票。我的看法与约翰逊与布罗德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时就与共和党温和派合作，就会赢得他们的选票。但由于双方彼此都不信任，我们从未认真地去尝试过那条路。

对各利益集团的错误判断。劳联—产联和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给予提案比预想要多得多的支持，而美国健康保险联合会与国家联邦独立商业联合会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使卫生健康计划走向毁灭的并不是这项计划的本身，而是反对派的实地操作，对此连约翰逊与布罗德都大感惊讶。他们写到，各利益集团“已经变成了各自的秘密政党，他们未经选举，不承担任何责任，还雇佣了可以时常操纵总统及参议员事务的高手，这就是改革家们再三强调的所谓进展。”在与卫生健康业代表谈话后，我才茅塞顿开，如我们早些沟通，他们也许会与我们合作。可我们又一次错失良机。

错把议案通过活动当统治。从一开始，白宫强调的重点就不足以说服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