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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时候，便再也无法控制怒火，所有的情绪便会立即爆发。

据我所见，克林顿夫人是一个敏感脆弱的女人。因《华盛顿邮报》索要“白水事件”有关文件，我们发生冲突，在那之后的几周，我同意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新闻》中为克林顿夫妇辩护，我想试图去表明我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电视台直播的那天早晨，我接到希拉里打来的电话，她和丈夫正要动身前往阿肯色州参加克林顿母亲的葬礼。对于她这几个月来所经受的一切我表达了我的同情，谈话的时候，她哭了起来说：“你可以告诉你在《华盛顿邮报》的朋友，说我们已经接受了教训。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做好事，这个城市中我们不理解的事儿太多了，这一切太难了。”

我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可最后我说：“我真希望到你身边，拥抱你。为了你的快乐我会努力付出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回首往事，我希望这一切都有所不同。他们来华盛顿的确是为做好事，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权力。如果这些年来他们的关系不像现在这么发展的话，或者克林顿再晚些年竞选成功的话，那么也许一切就会很稳定，也不会在他的事务中出现这些闪失，他们也就不会尝试这种夫妻合作的体制。正如事实所示，他们每个人都为这段日子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而且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7）

卫生健康计划落败

星期天晚上到白宫开会，真是少见。但形势紧急，恰逢比尔·克林顿的又一关键时刻，他和希拉里想召集我们，大约有２０多人聚集在总统寓所地下室图书馆里。当时是１９９４年６月，克林顿夫妇的卫生健康计划已经无力支撑下去。

几个月后，我刚刚到白宫不久，负责该计划的主要头头艾拉·马加津纳来征求我对于他、第一夫人及总统正在制定的卫生健康计划的意见。他想询问有关健康计划的政策，并希望得到我的大力支持。虽然艾拉热衷于重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但我发现他不好大喜功而且讨人喜欢。我愿意与他共事。

他向我描述此项计划时，它尚未公开，我感觉他是在抓我当倒霉蛋。听起来，这项提议非常复杂，与我最初想象的适当性也就是它政治的可行性比起来，仍需要政府的介入。艾拉告诉我，它只是草案并不是我们的最终法案，但它可以使民主党激进派处于同一阵线，同时我们可通过谈判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可获得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在内的多数人的支持。与现在这个草案相比，你会喜欢最终的法案的。

我对他说，请暂时不要理会我的反对意见，我们得关注它的立法前景。政治多数情况下都有戏剧性，国会也不可能让它通过，尽管国会由民主党控制。３０年来，历史上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是由两党合作而取得了多数票，例如医疗服务、人权、税改等等。我们应该以两党的温和派为中心逐渐形成联合，而不是由左翼支持国会提出的议案出发，再向中心深入。应在三条或四条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向他们提供概括性建议，然后让双方拟出可吸引两党多数的最终议案，而不是直接拟出详尽计划。

“现在我们谈得离题了，”他说道。在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时，克林顿夫妇其实早就决定了要采取的策略。我与艾拉告别，他认为这项计划更多的将会是靠中派的支持，而非政府参与。我向他保证我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

我很快发现卫生健康计划在政府内掀起了激烈的论争。时夏，在一次内阁的会议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唐娜·沙拉拉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得谈一谈。”几天后吃午饭时，她向我讲了对于计划雏形的疑虑，“我并不是到华盛顿来建立一个新规则的官僚。”这话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内阁官员身披坚持自由派原则的外衣（这不公正），宣称政府管理应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持这种想法的并非她一人。整个经济小组对该计划也有怀疑态度，而且早已声明。白宫又一次分为几派：站在民粹党一边的有克林顿夫人、政治顾问及其他顾问；另一面有经济小组、唐娜、麦克和我；副总统没发表意见，斯蒂芬波洛斯试图从中调解。总统好像站在希拉里一边。

那年夏天在一次卫生健康会议上，经济小组放低了他们的声音，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分明不喜欢正在讨论的这项计划。此计划说了算的只有三个重量级人物：第一夫人、总统和艾拉。就是这样排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劳拉·泰森就成本预算向第一夫人提出质疑，我们其他人都躲闪不言，以劳拉为保护衣。在此无须说出孰胜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