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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写的《藤野先生》里,鲁迅又把这事说了一遍,只有一点不同,就是那个给俄国军队做侦探的中国人,不是被砍头而是被枪毙。人当年留下的好些张刽子手挥刀砍去的新闻图片中可以推知这篇当是误记。
鲁迅放弃医学,决心以文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当然不会是一个刺激和一时冲动的结果。在这几年里,他读了许多文学书。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这应该是他决心从事文学活动的远因吧。现在突然遇到这强烈的刺激,于是他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提出了退学的申请。1906年3月15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意鲁迅退学。离开仙台之前,他向藤野先生辞行: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藤野先生》)
学医的梦(3)
这张照片后来长期挂在北京鲁迅工作室的墙上,书桌的对面。他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从仙台退了学,回到东京,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住了些时候。
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记述了他们的这一次相见:
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子,坏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子坏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1906年3月离开仙台前,与医专同学合影留念。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决心从事文学,同他这些年思考国民性问题有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作了对比,他说: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可见终鲁迅一生,这个问题一直萦回在他的脑际。这种思考,在他的文章里时有反映,即如小说《阿Q正传》,他自己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里就说过,“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在杂文作品中,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映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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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1)
1906年夏天,鲁迅回国去了一趟,这是母亲叫他回去结婚。
关于这次婚事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终。新娘朱安(1878—1947),山阴(今并入绍兴)人,比鲁迅大三岁。这门亲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二》中说,还同教鲁迅读过《鉴略》的叔祖父周兆蓝的夫人有一点关系:
仁房的兆蓝,字玉田,蓝太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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