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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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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8）

信中说的“浮筠”，即当时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胡适1936年1月2日的信中又说：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按：应为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胡适的这些话，说得真好：当时一些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实质是旧派人物攻击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一种手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开幕。中国曾经对德奥宣战，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和会。和会决定将战败的德国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完全让与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消息传来，国人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会后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要去向日本使馆抗议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馀孽死有头。

“挽联”的上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同挽”。

游行队伍无法进入使馆区，于是就到赵家楼曹汝霖宅。没找到曹汝霖，却遇到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就把他痛打了一顿。一些人捣毁了曹家的一些器物，还放起火来。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天有三十多个学生被捕。学生举行了总罢课。6月3日4日学生在街头演说，又有七百多人被捕。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了几项最低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等几项。6月11日晚9时，他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这张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便衣密探抓住。关了几个月，经多方营救。9月16日获释。他从此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在上海，他不断写信来，约鲁迅为杂志写稿。例如，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之后，那时陈独秀已经关在国民党的狱中了，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深情地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9年的8月间，鲁迅兄弟卖掉了绍兴的故宅，合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罗姓的房屋，作为全家的住宅。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去。二十四日，他侍奉母亲，带了妻子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启程到北京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他将这一次回乡的事写成小说《故乡》其中说：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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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9）

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宏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以外，几乎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次搬迁的经过。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为原型，塑造了闰土——一个朴实、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