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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的思维方式偏颇。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况，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决不能统统视为阶级斗争现象。解决的办法要靠长期的综合治理，即通过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政治体制、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加强科学思想宣传，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才能逐步有所改观。决不能采取“大批判”的办法，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统统排挤出“阵地”，这是不可能的。

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2）

这种“占领论”也违背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极为不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　现象存在”，“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257。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斗争，互相竞争又互相交融中，显示其勃勃生机的。那种企图以“大批判”的办法，一个早晨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非唯物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统统排挤出“思想阵地”，实现水晶般纯而又纯的思想文化环境，其结果只能是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

这里，我还要讲讲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党史、历史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的“两个决议”问题。党的历史上曾有两个著名的“决议”，一个是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对科学的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起了重要作用。它纠正了以往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态度，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问题；它克服了以往简单的追究个人责任，搞惩办主义的作法，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决议”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毛泽东主席当时就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258。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也讲：“《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259。第二个《决议》，在刚刚结束“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的评价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公正的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全党、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继续前进，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个文件，也只是重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如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问题，后来的发展，远远超出《决议》的认识和结论。

时至今日，所谓“以两个决议为依据”的说法，仍然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特别是党史、历史研究与写作，必须遵循的一条戒律，这与中央提倡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很不协调，值得重新考虑。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决议和文献，是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各个时期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为后来人认识历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决议与文献，只是反映了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认识，总是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怎么能够要求后来人永远以某个决议与文献的眼光，来认识和对待历史上的一切问题呢？从认识论角度说，即使是最完美的决议，也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认识，怎么能以一种认识，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依据呢？这显然违背了起码的唯物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依据，只能是事实本身，而不是对事实的某一种认识。

怎样看待文化开放与文化交流问题？20几年前的对外开放伊始，就有人担心外国文化的“入侵”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安全带来威胁。前几年讨论如何建设先进文化，又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文化安全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建设先进文化”260。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中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问题呢？有。如对外交流中有关国家机密的资料要受到限制，国外的色情、凶杀、恐怖主义以及赤裸裸的反动政治宣传等，进入我们国家当然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问题在于，解决文化开放、文化交流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时，谁应该放到第一位？所谓“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建设新文化”，恰恰把关系颠倒了。诸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拒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