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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学术思想的价值，往往不是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衡量的。不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管正确认识还是错误认识，都是人类发展、进步这棵常青树上开放的智慧之花，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认识论上说，都是宝贵的财富；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这里讲的是人们认识真理总有相对性，并非相对主义；文化现象和学术思想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有的穿着古人外衣而思想却是现代人，有的“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有的“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有的学术思想是“彻底革命的”而政治结论却是“极其温和的”，有的认识正确但很浅薄，有的认识错误却很深刻，列宁甚至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如此等等；即使是对待错误的东西，宣布它“是　错误的”，或者采取不霄一顾的态度，或者禁止传播，不许相信，或者以“大批判”的方法歼灭之，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总是要伴随人类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唯心主义，只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认真研究错误思想出现与存在的“合理性”（不是正确性），把错误变成财富，才能避免或减少某些错误的重复出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扬弃”。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答案，很难令人满意。贬低者说，知识分子的政治表现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软弱性、摇摆性，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赞美者云，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纯洁的天使”、“现实的审判者”。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仅仅着眼知识分子自身是不够的，透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既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点与弱点，也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政治的某些特点，可以说是两者交错互动才产生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关系上，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书生气，而政治家则讲求功利。如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有人说政治的核心是权与利，通过权争取利。政治家们爱说：“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直接行动的权力也比有自由说话的特权更令人高兴”，“有能力追逐权力，并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人最高贵的职业之一”，“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过于限制我们的权力”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把权力看做十分坏的东西，“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主张对权力的限制越多越好；在如何对待行动的问题上，政治家更注重行动，要求众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甚至把争论视为有碍行动的多余的事情，如英国人麦基在其《思想家》一书中说：“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一些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断地检验信仰的假定条，那就没有行的人了”　。而知识分子则象英国皇家国防委员会那样“最大限度的研究和最小限度的行动”；在如何对待目的问题上，政治家主张“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注重从现实出发，能够做什么，并且在行动中乐于运用权术，赞许“领导人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可能会不公正地伤害某些人”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注意应该作什么，认为运用权术是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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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5）

知识分子与政治家有如此大的差异，然而由于互相的需要，又必须在一起打交道。政治家们懂得，夺取政权，仅有武力不够，还必须有知识分子参加，或者争取舆论的同情，正如拿破仑所说：“一枝笔可以当得三千支毛瑟枪”　；夺取政权以后，仅仅靠马上治天下更是不行，还得有大批的文官。因此，知识分子一直成为政治家们拉拢、“统战”的对象。知识分子要干一些大的社会事业，仅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有所做为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离开权力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有时候知识分子必须争取政治家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