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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7）

上车后坐到襄樊接待站，这是两省开会安排好的。我们在一个大仓库里住了一夜，仓库里铺的有稻草，我们全都不脱衣服在草堆上睡了一夜，大人娃子、男人女人滚在一起。我们从淅川上车时每人发一个卡，叫移民接待站接待卡，接待站凭卡给每人发一个馍，面条汤、米汤随便喝。第二天从襄樊坐驳船、也叫货轮顺汉水下钟祥，两个生产队坐一只船。坐了两天到钟祥大王庙码头下船，下船时大约是下午五点。这时也没人接站，2000多人上岸后不知到哪儿，河南干部也找不见了，人们就在河边、河坡上坐着，没人管饭饿得不行。就那样在河边坐了一夜，幸好没下雨。半夜里，我们淅川干部吴丰瑞到河边来找我们，结果被大伙围起来一顿拳打脚踢、扇耳光。吴丰瑞是淅川县农工部长兼宣传部长，是县委常委，他是1966年第一批带队来柴湖的，他全家都来了，去荆门的1万多人也是他带队的，他是个好人、好干部。后来有人认出他是宣传部长，才不打了。

天亮后，吴丰瑞安排大伙在码头附近当地人家吃饭，还是馍和米汤，2000多人一吃就吃到了晌午。之后解放牌汽车喘着粗气拉我们到柴湖，路差，一直到下午4点多才把我们拉到了柴湖，就现在的双河村这一片。我们一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人们又哭又喊不下车，男人们踹着汽车叫往回开，往干部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为什么给我们找这样的地方安家。干部们任打任骂不作声，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能说得清什么呢？哭闹了一气后，移民们也知道没有退路，回去是不可能的了，天色也渐渐地晚了，就一个个无奈地下车，开始扒开芦苇找自己家的房子。没有路，脚下的稀泥一捅老深、齐腿肚子，还有青花蛇在“哧溜溜”跑。

房子是一排十间，一模一样，机砖柱、瓦顶、芦苇墙，房门上已贴好了各家的名字。进屋一看，房与房之间没有隔墙，通的，仓库一样。地上的土堆老高、坑坑洼洼，屋里的苇子也长得老高。每家屋里堆着150块红砖，砌灶用的，还有二三十斤一捆柴草。我妈这时哭了，说：“这该咋过呀！”我那时想，总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过草地强吧。

1969年供应了一年粮食，每人每月20多斤，很少，补助的粮食又没有钱买。1970年最苦，不供应粮食了，靠自己种，可芦苇长得比麦子还高，生产队也没有任何收入。柴湖有个军马场，他们种的麦子因连阴雨霉烂了，没有收割，他们不要了。我们300多人每人拿一个口袋跑20多里地去抢这些麦子、搂麦粒，拿回来簸净、晒干，加工成面粉做出的面条发乌，一吃就吐。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淅川人在柴湖咋熬过来的……

（穆文奇是柴湖镇退休干部。）

黄学峰：我是淅川李官桥人，来柴湖之前是淅川县委党校秘书。淅川移民时，几百名干部、职工都随移民来到了大柴湖。我是1969年2月调任柴湖区红旗公社任党委书记后，便带着母亲、妻子、孩子一起来到大柴湖，妻子在浒川时是县妇幼保健站医生。1968年9月我曾带三官殿移民来到大柴湖，那时，淅川县城已进水了，三官殿街上也进水了，1万多三官殿移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地仓皇出走，那时，柴湖给移民的房子都没盖好。我们在襄樊一个大仓库住了一夜，下连阴雨，三天都不能走。听说柴湖盖的棚子里也进水了，老百姓发急、发火，吃不下饭，有人气得把馍都扔了，说国家欺骗我们，没有房子住都让我们走。

三天后上船，走汉水是下水船，第二天下午到达钟祥大同码头，没地方住，在船上窝了一黑夜。第二天一起船，没有路，到处是水。房子都是那种四根砖柱的泥巴棚子，十间一排，屋子里的芦苇长老高。那时也无所谓有房住无房住了，移民中有许多是1960年从青海要饭回来，回来后他们房子、土地全没了，就在水库边游来游去，搭个草庵，水库水下去了，就在泥巴地里撒把种子，有一颗没一棵地收着；水上来了就跑，就讨饭去。苦了十年，苦够了！现在到柴湖，好赖还有政府给盖的棚子，觉得已经不错了。三官殿是个大镇、富镇，那些原本有房子、有铺子的人就苦了，有什么办法？回去房没了地没了户口没了，回哪儿？再说谁能批准你回去？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8）

三官殿一万四五千人，分了11个村，其中一个村是当地住在柴湖边上的人，十个村都是淅川移民村。几万人集聚到荒无人烟的大柴湖，生活顿成了大问题。移民们只带了一点薯干来，换的粮食凭单又没钱买粮，上面只给一个公社发一两万元救济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