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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根治了汉江下游“旱包子”、“水袋子”隐患，确保了武汉三镇的安全；水库形成了7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库区水产品产量达200万公斤。防洪、发电、灌溉、养殖、航运功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累积综合效益已是工程造价的50多倍！

巍巍丹江口大坝，昂然耸立在滚滚江河和浩淼大泊之中，丰碑般记述着铸就在其中的无数岁月、血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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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

汉江的神性与巫性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修建丹江口水库。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从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成都会议之后，6月7日上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就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召开了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第一次预备会，根据当时的条件，他提出工程要“土法上马”，即“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先土后洋”的建坝方针。8月8日，他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工程会，提出9月1日开工。当时决定“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事实上，丹江口工程前后用了20年时间，可在当时“大跃进”年代，狂热的激情掩盖了所有的理性，没有人对“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提出质疑。于是，在没有严格的规划和设计审批、没有施工机械和技术力量、没有财力物力的充分准备下，丹江口工程在全国“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跃进”中开工了。

湖北省和张体学让工程紧急上马，应该说是有历史原因的——根治三年两溃、十年九淹的汉江水患，一直是湖北省和省长张体学的夙愿。自1953年他主抓全省的水利工作以来，曾经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湖北的洪涝灾害情况，要求在兴建了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之后，兴建根治汉江水患的关键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

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水，其干流横贯陕南，经白河进入鄂西北，从丹江口跨过江汉平原，直至武汉注入长江，全长1542公里，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流域内雨量充沛，径流丰富，气候宜人。丹江口以下，两岸土壤肥沃，农产富饶，盛产水稻、小麦和棉花。江汉平原更是地势平坦，湖泊棋布，沃野千里，素称鱼米之乡。汉江的富饶孕育了沿江两岸近百座城市，尤其是在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最终形成了武汉这座具有“东连苏皖，西接川陕，南临湘粤，北抵豫冀”且享有“九省通衢”美称的古老城市。

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武汉，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俗称“武汉三镇”。而汉阳、汉口均为汉水孕育，明代“灯火千帆竞，楼台万井烟”即是对汉水入口处的汉口镇的称颂，汉口镇在明清两代同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一起，号称全国四大名镇。于此，武汉即成为一座两水分隔、三镇鼎立的独具特色的天下著名江城。

然而，汉水也有它暴戾的一面——

汉水在武汉市区的江面很窄，最窄的地方赫山和入江口还不到200米宽，同中游宽阔的江面相比，这一段好似瓶颈。也因此，柔情无限的汉江，在给人们带来富饶、温润的同时，也给中下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汉江中上游洪水峰高量大，来势迅猛，径流分配很不均匀。下游河槽愈下愈窄，到武汉的“汉口”处宣泄能力递减，又常受长江水位的顶托，每遇洪水极易成灾。1935年就溃口14处，光化（今老河口市）以下悉成泽国，淹没耕地670万亩，受灾人口370万，淹死8万余人，可见汉江洪水灾害之甚！从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间，汉水发生大的水灾有9次之多，11次溃口。1949年前夕，达到三年两溃的严重地步。当时，在江汉平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汉江大水浪滔天，十年倒有九年淹。卖掉儿郎换把米，卖掉妮子好上捐。打死黄牛饿死狗，背起包袱走天边。”

记忆中，童年的我总是牵拉着母亲的衣襟到郧阳府小南门看“大水”，那时，我们不把汉江咆哮的洪水叫“洪水”，我们都叫“大水”。“大水”来时，江面上狂奔而下的浪涛和浪涛中翻滚的树木、竹排、猪牛、棺材、尸体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与平日里宁静而美丽的汉水形成极大的反差，以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最初的写作时，在《女人河》中把汉水写成了具有双重性格的“女人”：我故乡的大河，是女人河。

像女人温柔而闪亮的裸臂，故乡的大河，轻轻地搂抱着飘摇的我故乡的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