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

更重要。”　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

面。　我想对鹰说：“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　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

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

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

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吧！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

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

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

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

家里。　我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

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

思，完全没有必要多问的表现吗？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当

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

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

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　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

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

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的心里在流血。　我的抉择丝毫没有出于个人欲望，而是

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

呢。。　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达日本还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

得不改变了计划。“朝总连”来的人以保护我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围，我根本没有脱身的

可能。　我怀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么，然后发了特别指示，密切集中监视我，使我不得不决

定在下一站中国开始亡命。　我亡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点。当时，我

和金德弘（。。。　）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

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

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

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

负责实际事务。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

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

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

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

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他们为

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

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

我是拥有50年党龄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期间我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袖的关怀和照

顾。

就个人来说，我对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充满感激，并且绝不应该有别的想法。

虽然现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朝鲜政治上十分团结，立刻崩溃

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却抛弃所有决心亡命。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