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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于自己的巩固统治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似乎更见效用。所以他推崇佛教，其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是不难想见的。

萧衍直打奉佛以后，便在国内大兴土木，建造皇基、同泰、光宅、大爱敬等寺院，“兼营长干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此时便是南朝寺院营造的登峰造极之时。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萧衍于华林园亲受菩萨戒。从此以后，他的身份既是王朝的皇帝，又是佛界的菩萨，所以人们称他“皇帝菩萨”。尤其，在同泰寺和阿育王寺，他还曾亲自七次讲经、十二次召开佛法大会，讲解《大般若涅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字三慧经》等。更过火的是，他还分别于大通元年三月（后“还宫，赦天下”）、中大通元年九月（后“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太清元年三月（后“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又大赦天下），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意欲放弃自己世俗的生活。有人怀疑他这是一种政治做秀，其实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变相的集资行为，因为奉佛建寺等开销至巨，而那些公卿们平常又都是一毛不拔的主，萧衍只好出此下策。

不过，若萧衍果真是像顺治那般了断尘俗，那或许也并不意味着他有多么“伟大”、境界有多么超凡，只能说他是中国帝王中的一个异类罢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是一个局外之人所能看得清的。只是客观的效果却是，正像南唐后主李煜崇佛一样，萧衍崇佛也是悲剧性的，所以后人便贬之为“佞佛”之举。

萧衍佞佛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首先说它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国家还要供养那么多闲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因此被大为消弱，国本被严重动摇。另一方面，整个国家上下竞相仿效皇帝，风化为之大变，而崇佛也成了富贵的捷径；只一味慈悲为怀，再加之大赦等所导致法制败坏、纲纪废弛，以至令那些不法之徒有恃无恐，连军队也丧失战斗力，将官们无所忌惮，望风而逃。适得其反，萧衍不幸地走向了自己意愿的反面：“梁武帝幻想通过对罪人之慈悲宽宥、‘为善’积福、大赦天下等行为而使罪人反观内省，自觉向善，消除现实社会的战乱和纷争，但却没有想到过分的强调仁德和慈悲而使法制形同虚设。”（《圆融二谛》）

另外，佞佛也助长了上流社会的空谈玄佛之风，而正是由于“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所以令著名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清醒地预言到南梁将步晋代空谈亡国的后尘。另一方面，佛教也腐蚀、摧残了中国固有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而当侯景做乱时，南梁大多数官员望风而逃就是明证，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议论道：“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看来佛教对于个人的修身虽然是难得的，可是于国于家，它的消极意义就被突显出来了。

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就认为“梁武帝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这当是知者之论，历史证明萧衍欲以佛教改造中国、改造人心的举措是行不通的。不过有人也认为，宋文帝也佞佛，但他治下依然号称盛世；“北朝元魏政权佞佛的气氛更浓，洛阳迦蓝比建康的修筑更盛，这并不防碍北魏大军屡败梁军的战绩”（《　梁武帝及其时代》）其实，为佛教所加诸于上的南梁这一躯体更趋病态罢了，就好比同样的一副药拿去治疗同一种病，喂给身体康健者吃就见好些，而喂给虚弱者吃反而却害死了他。自然，“佞佛不是梁亡的根本原因”，而是梁朝尚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加之梁武帝的种种失策，所以“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汤用彤）。

不过，侯景的叛梁之举可能正与萧衍的佞佛心理具有直接关系，这正是我们下节的重点。

3、一场美梦引发的恶果

话说中大通二年（547）正月的一天，已经八十多岁的老翁萧衍做了一个奇特的好梦：他梦见北方的那些封疆大吏们都纳土称降，为此“中原尽平，举朝称庆”。作为一个偏居南方一隅的皇帝，梦见自己一统中国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于是他便赶紧把这个梦告知了自己的中书通事舍人（秘书）、亲信大臣朱异，并喜滋滋地对后者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昨夜感此，良足慰怀”，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这个梦应该是真实的预演。

本来，白天梦的事情多了去了，再加上当时梁朝日益衰弱、民生凋敝的现状，作为聪明人的朱异应该对皇帝的荒诞想法是清醒的。但他又一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