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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是个例外，因为新东方从来没有缺过钱，新东方的账上加起来，原则上一般都不会少于两亿人民币，所以从来没有缺过钱。

新东方在资金使用上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东方发家时期，主要依靠自身资金滚动扩张，时间大致是从1993年到2000年；第二个阶段是借助外力时期，即从20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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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式，迥异的命运（1）

在新东方的第一个资金使用阶段，即使已经知道英语培训市场潜力巨大，但是由于民办教育产权尚未清晰，俞敏洪的做法仍然倾向于保守和谨慎。为了求稳，他主要是采取“一个班搭一个班”的扩张模式，即最初没有扩张资金就先做一个小班，等资金足够了以后再开一个大班。由于英语培训属于短期培训，俞敏洪可以通过租赁教室免除置办固定资产所需的巨额费用，从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学校规模的扩张上。

这一做法的好处很明显，虽然发展速度并不像某些民办学校那么快，但是新东方走得很稳健。在它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也有过资金紧张的时刻，但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到伤及根本的危急时刻。而纵观在早几年发展迅猛的南洋、双月园、金山桥等民办教育集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赫赫有名的南洋教育集团，曾是中国民办教育的翘楚。其最辉煌之时，在内地拥有12所幼儿园至高中一贯制学校。2003年南洋教育集团总资产价值就已经达到了13亿元人民币，2004年被评为“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然而在2006年年初，红极一时的南洋教育集团轰然崩溃了，在短短数月内，其在各地的10所15年制分校接连关闭，师生全部被分流。

1994年，南洋教育集团在太原建立它的第一所南洋国际学校。此后几年，南洋先后在大同、北京等地成立其国际学校。从1999年开始，南洋进入了快速、强势扩张阶段，几乎以每年二至三所学校的裂变速度相继建起了成都、青岛、大连、昆明等地的南洋国际学校。至2000年，南洋已经形成了10校共同发展的格局，拥有2600多名教职工队伍和1�6万多名学生。

民办教育的发展一般都依靠自筹资金。如果是民办中小学，一般都得投入几个亿。而南洋如此快速的发展，其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又从何而来呢？这就要提到一个叫“教育储备金”的历史产物。所谓的教育储备金，是20世纪末曾被民营教育机构广泛采用的一种“民间集资办学”的融资方式。其内容是如果家长一次性交纳一笔8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储备金，此后就无须再缴纳任何学费及伙食费等。待学生毕业之后，储备金将全额不加利息如数返还家长。而收取的储备金，则由学校主要用于开设新校，不断扩大规模，构建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南洋教育集团创始人任靖玺曾在他写于2004年的《万言书》中说，“教育储备金”是南洋为了获得发展而被“逼”出来的一着棋路。因为民办教育是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按《担保法》第九条、第三十七条规定：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二是当时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营利为目的。2002年年底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以“合理回报”解决了民办教育的赢利问题，在2004年4月开始施行的《实施条例》中，又规定出资人“可以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从民办学校的办学结余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回报”。但是，这“一定比例”是多大，没有明确规定，也很难操作。而1995年3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条规定一直未作修改。因此，在金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夹缝中，南洋不得不另寻出路，通过吸纳教育储备金的方式获得快速扩张。

“教育储备金”模式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与当时中国存款利率极高的大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教育储备金即使只放在银行里不动，也能有10％以上的利息可拿，足以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行。更何况，教育储备金的约定还款时间非常长，如果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的学校，往往高达十年甚至更长。所以，假定宏观金融环境、政策法规和生源数量没有剧烈的波动，后债还前债的稳定性很高。当时，教育储备金被民办教育界当做“先进经验”推广全国。

但世事难料，从1998年起，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内需严重不足，央行为了刺激内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