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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各县派有国王任命的警察局长。

哈登堡预见到这些措施势必引起贵族的猛烈反对，他便寻求公共舆论的

支持。而且他同爱国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必须让全国各界参与政府。作为第

一步他先只召集一个由他选定的缙绅会议，从1811　年2　月到9　月举行会议。

以马维茨为首的容克地主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反对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

而主张恢复各省的等级会议，因为其中除了为数无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外，

有权出席的几乎全部是容克。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屈从哈登堡的原议，他下令

逮捕了马维茨和芬肯施泰因。这是一场明摆着的社会冲突。有如马维茨所说，

国王诚然可以册封新贵族，但是他不能创造高贵的灵魂。而约克在威廉亲王

面前大声疾呼：“如果殿下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么殿下的权利又有什么依

据呢？”莫龙根县的贵族在1814　年提出抗议反对“法国立法有毒害的影响”。

尽管贵族如此反对，在1812　年还是召集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院，每省派出

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名贵族和两名议员，由地主通过两级选举制产生。这个

议院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缙绅会议上一样，贵族在议院

中拥有多数，他们的责难迫使哈登堡进行妥协。1811　年92　月14　日的“调整

敕令”，把原来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的“占用户”变为土地所有者，并且取消

他们的封建义务和劳役，条件是他们要放弃部分份地给领主，如果份地是世

袭的放弃三分之一，如果份地仅是终身或有期限的，则须放弃一半。领主对

农民的保护权，农民对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等当然仍在废除之列，

不必付出补偿给农民。这个法律并没有改变世袭佃户（即能付清地租的世袭

永租佃户）的义务，并没有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如此，容克仍然不愿

接受它；从1812　年起容克就已开始讨论对这个法律要作限制性的修改；到

1815　年，这个法律暂时中止施行，而到1816　年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法

律已告废除。

限制领主警察权的努力也同样未见成效。1811　年9　月7　日，哈登堡已取

消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并归还贵族的独占权，于是只得转而加重直接

税——人头税、资本税、所得税，最后还有营业权税。这种营业权税是仿效

法国而来，至少可以取消行会的垄断权。至于容克的种种特权则完全没有触

动；他们完全保持原有的继承权和“信托遗赠”，司法权和保护权，狩猎权

和豁免租税权。这样一来，普鲁士便大大落后于西部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

统一和中央集权所取得的进展不大；贵族的特权照旧存在，农民的解放徒有

虚名。从许多方面来看，华沙大公国本土还要比普鲁士更为现代化。

俄国的改变比普鲁士还要少得多。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历山大又恢

复了实行改革的兴趣；这次战争使他认识到政府机器必须加以改进。同法国

结成同盟从一开始就重新唤起他青年时代的回忆，并重新引起他侈谈自由主

义的癖好。虽然同“密友委员会”比较起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更为明确，

行动也更为坚决，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观的成果。这个东正教祭

司的儿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里给他取的别名，乃是一个杰出的传道

士和教授。库里亚金家族把他提拔到政府中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