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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

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

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研究政

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多采的

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

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

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

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

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

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

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

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

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

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

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

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　年左

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

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

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

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

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

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

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

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

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

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

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

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

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

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

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

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

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　年，当斯塔埃尔夫

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

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

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

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

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

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

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

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

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

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