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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美英的支持，西德的安全必须仰仗美国而不是法国的保护，西德根本经不

起削弱它与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系：而法德条约却成为戴高乐将军谋求独立于

美苏、作为第三种力量在世界政治中起大国作用的借助工具，美英对此均极

为不满。更重要的是，阿登纳是以默许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为代价签

署法德条约的，这必然使得50　年代后期开始的法国和美英之间发展起来的矛

盾冲突，也波及到联邦德国，这也就使得阿登纳想通过法德友好而使德国和

欧共体发展起来的任务大大复杂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阿登纳虽然确立

起法德轴心，但却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前景，国际社会一片反对之声，使他

在外交上树敌重重。而这时他已经没有精力和实力再对外交政策作出进一步

调整了。

这两年国际社会的情况也可谓是遭透了。美国在家门口闹出了古巴危

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火不断，远东中苏之间也吵得不可开交，　60　年代

初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危机叠起的年代。肯尼迪想作出反应，因而抛出了”新

边疆”和“多边核力量计划”；戴高乐想作出反应，要通过建立“欧洲人的

欧洲”来巩固法兰西实力地位；甚至一向远离大陆的英国也提出了加入欧共

体的要求，要增强于欧洲大陆的联系。这其中只有西德的地位是最脆弱的，

它不得不对每一方的变化作出反应。这些变化本身是矛盾的，因而它的反应

也只能是矛盾的。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要搞缓和，可是世界上却又发生了柏

林危机、古巴危机这样的事，这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年代，缓和的大势中

危机四起。况且，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要用柏林墙固定德国的现实，这难道是

阿登纳可以改变的吗？如果不承认这个现实，肯尼迪和西方国家必然会与赫

鲁晓夫一起，指责阿登纳坚持冷战立场，阻碍东西方缓和；如果承认了这个

现实，也就等于承认联盟党向德国人保证过无数次的德国统一政策的彻底失

败。不论怎么做，阿登纳都不可能摆脱厄运，这并不是他造成的。

实际上，阿登纳自己也确实想解开与美国的这个结，修复德美关系。他

不能在公众面前改变他的立场观念，却在暗地推行一种“双轨政策”。　1958

年，阿登纳向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试探给东德以奥地利式的中立；　1959　年

他授意制定“格洛布克计划”，　1961　年西德分别同东欧的波、匈、罗、保

四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些再加上1962　年他授意起草的一份将两德置于平等

地位上的对德和约，都反映出他想迎合美国缓和的调子，跟上时代的节拍。

但是，阿登纳的步子太慢太小了，既不能使苏联人满意，也没有引起肯尼迪

政府的重视，好象他就注定了要被抛弃了。

这一时期内，阿登纳偏重于欧洲的外交政策引起了国内广泛的争议。联

盟党内部阿登纳与艾哈德的总理之争，实际上代表了“欧洲主义”和“大西

洋主义”两种政治观点之争。后者主张遵循一条更为灵活的方针，倾向于向

英美作出妥协，在欧洲共同的政策和大西洋联盟问题上、以及更有想象力的

东方政策上支持英美立场。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在1959　年通过了一个《哥德

斯堡纲领》，破天荒地承认了阿登纳外交政策“在西方联盟体系中为德国人

民所起的作用”，并且宣布社民党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采取新的适应性政

策。社会民主党已经准备要作出变革了，维利·勃兰特和埃贡·巴尔正在考

虑用一种新的东方政策来打开西德的外交僵局。这种新东方政策的基础，就

是承认东欧和德国的现状。无独有偶，作为西柏林市市长的勃兰特与大洋波

岸的肯尼迪非常谈得来。。

1963　年的秋天，阿登纳因为《明镜》报事件的影响，引发了政府危机，

内外交困中不得不提出辞职，从而结束了联邦德国长达14　年之久的“阿登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