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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长时间，79年下半年吧，学校就派我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指挥，让我心里那个乐。

乐归乐，去时心里还是“三弦老大”的感觉，傲慢得很。我想三弦弹到我这程度，差不多是到头了；依此类推，艺术大概也就这样了。结果去了一看，哎呀不得了，那么多大名鼎鼎的人都还在苦哈哈地学习，宽了还要宽，精了还要精，这才知道自己真是只井底之蛙。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时间不长，半年而已，却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就此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海无涯，任谁都不敢随便称老大。艺术家必有傲骨，但这和盲目尊大永远是两码事。只有懂得谦卑的人才能懂得骄傲，包括向谁骄傲和为什么骄傲。

也正是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这半年导致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改变。我也说不好这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随大流的结果。

当时一起进修的有好几位同学，聊天时他们问我进修完指挥后干什么。我答回学校当指挥呗，能干什么？他们就笑。我反过来问他们，他们都说准备明年考大学。我就感到奇怪：都学了这么多了，还上什么大学啊？

但他们是认真的，我从他们的刻苦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慢慢地自己也有点动心了：这么多人都想上大学，我是不是也应该上他一上呢？

进修完回到内蒙，好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复习，也都在准备考大学。我艺校的同学亚伦在拼命练钢琴，学和声；还有一位叫胡德——他父亲曾因创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而名动一时——也在拼命学，拼命练。他俩的基础应该说都比我好，但都不安于现状，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于是我也下决心考了。

经过初试，再到天津音乐学院复试。其余我的基础课考得并不理想，主要是我的面试获得了全体考官的一致好评。后来我还听说，当时主考的包元恺老师为我出色的表现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我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或许是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负疚，但更主要的是担心经济上是否负担得起，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相反陷入了困惑：去，还是不去？

给家里打电话，我爸是一句话也不说；我妈先问要学几年，我说五年，她就一下叫唤起来了：你现在当老师不是挺好吗？五年呐！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供你？再说，还要不要结婚、生孩子啦？

跟着女班长的活椅子

我不怪我妈短视。她说的是大大的实话。我爸当时不说话，也是为此心中感到为难。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毕竟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嘛。但在天津音乐学院的五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那几年我父母每学期给我90元，平均每个月20不到；此外学校还有一个贫困生补助，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每月补助12元；这样加起来，每月生活费30多一点，照说可以勉强对付了，但我偏偏又爱喝点酒，于是就难免左支右绌。

在我们80届作曲系的学生中，我大概是第一个献血的人。500毫升哪，许多同学都不愿意献，怕亏了身子。我不怕吗？也怕，但还有叫我更怕的。

后来有领导表扬我“发扬了风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么“发扬风格”，不就是为了钱吗？你想，献一次给70元，还有罐头、白糖，外加学校补助的饭票什么的，多大的诱惑啊！血献出去了还可以再生，可钱花出去了会再生吗？实际上，从了解到这些条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决定了：70？操，我去！

当然我不会、也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才真叫不讨好呢。我只能自得其乐。

钱还没拿到就已计划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谁也不告诉，悄悄走；一斤涮羊肉俩烧饼，外加二两白酒，肉吃完，汤喝尽，一点都不留。这还不到5块钱，余下65，慢慢贴补吧。

唉，那时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儿就是喝酒。据说在我来之前，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从来不喝酒，我算是这方面开风气先的人，当然是坏风气——不仅一人喝，还带着一帮人喝，而且一喝就喝到早晨四五点；去处必定是火车东站，那儿的小馆子通宵营业，别处没有。常常是晚十一点开始在宿舍里点数，还没点完就走人，想到热腾腾的饺子就二锅头，耐不住啊。这是说人多的情况；想涮羊肉了就只能一人悄悄去，否则谁付账就会成大问题。

我开这个风气，好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酒浇愁，借酒逃避，这又是那些“跟风”的同学所不能理解的了。

入学的第一学期大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