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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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