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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