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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壁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戮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日本暴徒滋事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

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

二、逮捕处罚凶手；

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

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借口《民国日报》在报道20日日人暴行时，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日浪人指无正业到处流浪的日本人。＇等语，要求中国方面反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装进攻上海的准备。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也驶抵上海。

28日，又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抵沪。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行径，更加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各抗日团体立即组织示威，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市政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1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称：“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