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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电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

（2）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

（3）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往来，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4）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

（5）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发言不得违背国家民族之立场，

（6）请其到中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

（7）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林祖涵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甚至在公布谈判的消息问题上，国民党也费了一番苦心：“在商谈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当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后，他们认为所提条件太多，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中央6月3日复电林伯渠、董必武，决定将原提案的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

中共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共军队应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中共军队的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

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撤销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释放各地的被捕人员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43页。＇

上述各条合情合理合法，但仍遭拒绝。

6月5日，张治中、王世杰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一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在军事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实行中央法令，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中共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也是只字未提。＇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69～271页。＇

这个提示案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那样，“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无法接受。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国民党为隐瞒国共谈判的真相，把未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于7月26日，由其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又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并宣称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等等。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