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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电文历数了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八路军进逼,八路军一再退避的事实,指出边区的形势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对此形势,“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要求蒋介石立即制止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
7月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呼吁“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际,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宋明覆辙,不容重袭。”'《坑战时朝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中国共产党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各县自卫军枕戈待命,延安所属分区紧急备战,各部队调住前线,第358旅从晋北调往边区南线,第359旅也作了反顽进攻的部署。为了进一步应付内战的爆发,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11日,蒋、胡均电告朱德说:“无意进攻,纯属误会。”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澈退两个军部及一个师。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战争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专制独裁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开展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进一步肃清蒋介石散布的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
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的《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等。《解放日报》
还发表了许多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等。这些文章和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在理论战线上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被动和孤立。在阴谋败露、形势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意对边区用兵,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彻底地被制止了。
二、1944年的国共谈判
还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提议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并准备对日反攻,决定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194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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