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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有这种念头，以为这丛山梨树或这个白发苍苍的乐队的鼓手，以后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或许会有用，因此必须特意地甚至有几分矫揉造作地去观察他们。所谓“依工作职责”，纯粹出于业务驱使的观察。

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最成功的观察，也不该硬塞到作品里去。必要时，它们自己会直接地、从容地到作品中去，占据一个适当的地位。有时，正当作品需要的时候，某一个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事件，或者某一件琐事，会突然生动地浮现在脑际，这种情形常常使作家感到惊奇。

作家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好的记忆力。

我叙述一下我写电报这篇短篇小说的经过，或者可以使这些思想更加明确一些。

在一个深秋时节，我移居到梁赞附近的乡下去，住在曾闻名一时的雕刻师波查洛斯钦的庄园里。在那里一个衰弱的、可亲的老妇人——波查洛斯钦的女儿——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孤独地度着她的风烛残年。她的唯一的女儿娜斯嘉住在列宁格勒，完全忘记了母亲——只是隔两个月给卡捷林娜·依凡诺夫娜寄一次钱来。

这是一幢空落落的大房子，四面的板壁都发黑了，我借用了一个房间，老妇人住在另外一边。到她那里去，必须经过空寂的门厅和几间窒屋子，这些屋子里地板都嘎吱嘎吱地响，且蒙满了灰尘。

家里除了我和老妇人别无一人。这幢房子是有纪念性的。

天井里有一些倾圮的附属建筑物，天井后面，有一个和房子一样无人照管的、阴湿的、萧瑟的大花园，在秋风中飒飒地响着。

我是来工作的，开头几天我坐在自己房里，从早晨一直写到天黑。天黑得很早。五点钟就得点上煤油灯，郁金香形状的灯罩是毛玻璃做的。

但后来我把工作移到晚上来做。因为当我能够在这短短的白昼徜徉在已有冬意的森林和草原的时候，坐在屋子里是可惜的。

我久久地徘徊徜徉，看见了许多秋天的景象。早晨在水洼中一层玻璃般的薄冰下面，能够看见气泡。有的时候，在这种气泡里，好象在水晶球里似的，有一片白杨或白桦的紫红色或柠檬色的叶子。我总喜欢打碎冰，把这种结冰的叶子带回家去。不久在我的窗台上堆积了一堆这种叶子。它们暖和过来便发散出酒精的气味。

最好是在森林里。在草原上有风，而在森林里，却笼罩着一片阴郁的静寂，只有轻微的薄冰的碎裂声。森林里特别寂静，也许是因为阴云的关系，它沉沉地低垂在大地上，那些高耸挺拔的松树的枝梢有时也为乌云掩盖住了。

我偶尔到奥卡河支流去钓鱼。在那里，在密不通行的芦丛中，那股柳树叶子的酸涩气味，好象使人脸上觉得发皱。水是黝黑的，有朦胧的浅绿色的光泽。秋天鱼很谨慎，不大上钓。

然后便下起雨来，花园已经零落不堪，雨把发黑的草浇倒，贴在地面上，空气中有股融雪的气味。

有许多秋天的征象，但我并没尽力去记住它们。不过我确实知道—一我永不会忘记这种秋天的悲哀，它跟心灵的轻松和平凡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大地上拖着褴褛的湿裙裾奔驰的乌云愈阴沉，冷雨愈凄凉，心境也就愈开朗，落笔便成文了。

重要的是秋天的感觉，与秋天所引起的戚情和思想状态。而一切所谓材料的东西——人物、事件、个别的详情细节——按照我的经验，没用到以前，都很妥善地保藏在这个秋天的感觉里。当我在写某一篇小说时，再回到这种感觉中来，那么这一切立刻便浮现在我记忆之中，而落到纸上去。

我没把我住的那栋老房子当作小说材料来研究。我只爱它的阴郁和寂静，爱那架挂钟的零乱的敲打声，壁炉里那永不断的白桦树的烟味，墙上古旧的版画（这些版画已经寥寥无几，因为几乎全部被省博物馆收去了）：有布留洛夫的自画像，彼罗夫的掮十字架、捕鸟者和波琳挪·薇阿尔德的肖像。

窗子上的玻璃是旧式的，凹凸不平。闪着象虹霓一般的光彩，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烛焰映在上头，变成了两个。

所有的家具——长沙发，桌子和椅子——都是浅色木料作的，年代久远已经磨得光溜溜的，象圣像一样有一股柏树的气味。

家里还有很多可笑的东西：火炬形的铜制的暗灯，暗簧锁，装着已变成石头的雪花膏，有“巴黎”商标的大肚磁瓶，尘封的蜡制山茶花束（挂在一根生銹的大铁钉上），用来擦呢面牌桌上记牌数的粉笔字的小圆刷。

有三本——一八四八年，一八五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