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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初在下曾敬陪末座的一个文学社，就有诸如黄亚洲、王旭烽、余华、程蔚东、陈军、李杭育等等在当今中国文坛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哪一位都可以来“闲说”一下的。

都说不平则鸣，我还有自知之明，不敢越俎代疱，代表浙江来闲说一通。一是我虽为浙江人，却一直生活在偏僻的温州，而温州是浙江的另类，习俗、民风、语言都与杭州、绍兴一带不同，无法代表；二是才气不足，“闲说”而能吸引人，非大功力，大手笔不可；三是下海十多年，笔墨生疏，等而下之，更加无能为力，不平则不平，腹诽而已。巧的是读此书之后一个月，“非典”肆虐，温州竟也发现一例疑似病人，消息见报，我任董事长的温州国贸大酒店一夜之间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商店骤停、出国路阻、旅游不许，一向流水般忙忙碌碌的生活似乎在瞬间凝结成冰，只能整日枯坐。面对书桌上的那本《闲说中国人》，我心中蠢蠢欲动，又起了写作的念头。

1989年与1990年之间，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作出版过一本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用文学作品来解读温州，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考虑到随后接二连三的有关温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落到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功成名就”的模式，我们曾经相约，下一部作品要写出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譬如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可不久以后我即下海从商，张执任去欧洲定居，而汤一钧英年早逝，这一想法始终未能实现。而如今闲来无事，度日如年，是否可以重操旧业，另辟蹊经，用“闲说”的方式来叙说温州之所以能举世瞩目，温州人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的原因呢？于是重拾丢下十几年的一支秃笔上阵，既度闲暇又偿旧愿，若真能让人们就此读懂一些有关温州的人与事则是意外的收获，幸甚！

书中叙述，大多亲见亲历，当不至于空洞无物，只是多年不动的笔墨，未免生涩，再加才力不继，只能靠温州与温州人的魅力来弥补了。

是为本书之缘起。

说“瓯”

要解读温州和温州人先要说“瓯”，“瓯”对温州人来说至关重要，温州人大多有“瓯”字情结。

温州古称“瓯”，瓯越、越瓯、东瓯指的都是如今的温州。温州为什么称瓯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温州人会制瓯；二说是温州的地形像“瓯”；三说是因这片土地上有条瓯江。

瓯，是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盆盂类陶器，盛水盛酒用的。古人生活离不开瓯：“超宗既坐，饮酒数瓯。”（《南齐宋超宗传》）。1700年前的西晋名人杜预在《苑赋》中就明确指出“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这是迄今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陶瓷产地的记载。可见，温州陶瓷工业历史悠久。

在古代，瓯又是陶质的乐器。“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诗经》陈风宛丘）。唐朝孔颖达《正义》将此解释为：“缶是瓦器，可以节乐，若今击瓯。”也就是说，瓯是钟罄一类的打击乐器。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盛器是瓯，高兴时打击的乐器也是瓯，如此娱乐，让人想起那些久远的蛮荒时代。

2002年11月起，文物专家对温州西郊的老鼠山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发掘，陆续出土了数百件器物，包括陶器、石箭头、骨质和玉质饰物等。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考证，这些器物绝大部分属于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这表明，与7000年前已开始种稻、制陶的河姆渡文明毗邻的瓯越之地，在商朝时，已经开始制陶。

温州先民们的制瓯技术领先于中原许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吴仁敬等著的《中国陶瓷史》说：“瓯越所造的青瓷，精密坚致，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经温州市文物工作者长期的努力，迄今已发现了100多处瓯窑古遗址，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瓯窑瓷器。

我父亲是陶瓷专家，设计陶瓷炉窑的。他年近九旬而思路清晰。我曾与他讨论过这一点：温州的先民为何擅于制瓯，父亲认为是温州的粘土适宜制瓯的缘故。在交通落后的古代，原料就地取材是先决条件。温州的腊石矿又很丰富，给从粘土制瓯到以腊石为主要原料的制陶、烧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江西景德镇被誉于“千年瓷都”就是因为当地有优良的制陶原料——高岭土。

故善于制瓯的温州先民被称为瓯民，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瓯地也是顺理成章了。

在《山海经》这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中，即载“瓯在海中”。晋郭璞对此有一诠释：“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