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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说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之类的话语，表面看是承认事实，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实则是变态的自尊，无非炫耀自己空手起家，本事高强。当然，别人若是提及他的出身与贫寒，他可是万万不依的。

他当过和尚，最忌讳别人说“光”谈“亮”；他靠红巾农民军起家，常被元朝统治者骂为贼子，对“贼”、“盗”也就格外敏感。凡是犯忌的，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除个人禁忌外，他还规定了不少臣民应该遵守的普遍禁忌。

就刑罚的野蛮程度而言，朱元璋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刑罚有凌迟、枭首、诛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有黥刺、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种种名目的非刑。还有一种专门慑服公卿、处罚大臣的廷杖制度，官僚大臣随时都有可能在殿上的大庭广众之中遭受杖责，朱元璋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杖死。作为一种传统，有明一代，廷杖常被滥用。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据他自己的著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书统计，所列凌迟、枭示、诛族的案子有几千起；而弃市（即杀头）的则高达一万多件。

与严酷刑罚“配套”对应的，便是庞大的特务网络——检校与锦衣卫。

检校是朱元璋专门设置的特务人员，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职责，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也在获取之列。说到底，检校是一种专门告发别人阴私的勾当，他们的足迹无处不到，直接对皇帝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朱元璋便根据他们的汇报决定官员的惩罚，弄得大臣们人人自危，日夜提心吊胆。就连朱元璋本人也说道：“有这几个人（指检校头目），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无扣押处罚犯人之权。朱元璋犹嫌不足，又特别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生活在明朝的所有臣民，不仅没有人格、自由可言，就连半点隐私，也在检校、锦衣卫的监视与掌握之中。

由朱元璋的害怕政权不稳、怀疑功臣篡逆、血腥报复大肆屠杀、极度自尊心理变态、人格分裂不能自拔为起点，必然建立起一个仅对他个人负责的特务监视网络，网络收集的全是一些“噩讯”更加导致他的暴怒，暴怒下的惩罚机制与惩罚手段将变得更加酷烈。这一恶性循环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使得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统治与残暴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七

就有关史料而言，朱元璋的“口碑”历来却并不怎么坏。除了他推翻蒙古元朝功臣被人称颂外，还在于他复兴了中原传统文化，并恢复了一度被元朝中断了的科举制度。

朱元璋小时没有上学念书，对此，他在《资世通训序》中写道：“朕在幼年，家贫亲老，无钱求师学习，兄弟力耕于田亩之中。更入佛门以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乎毁了一生。”在浮萍般的化缘漂泊生涯中，才懂得读书的重要。回皇觉寺后，开始发奋念书。此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也不曾间断。占领理学中心婺州之后，他招揽十三名儒士讲解经史。慢慢地，他就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后来，还能写诗作赋，注解经书。他亲手制作的《御制皇陵碑》，全篇用韵，写得如泣如诉，相当感人。在《御制文集》中，存有他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也写得粗放豪迈，透着一股磅礴的帝王气概。比如《咏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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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11）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如一首云游诗：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明朝则是理学的深入与实践期，他将儒家理学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