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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触动、改变什么国体政体，充其量只考虑过如何巩固、延续自己的家族统治。

这也是所有中国古代民众的思维盲点！

唐太宗之所以比所有的皇帝英明而被后世称颂，就在于当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实质上的皇权约束。

一是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前朝隋炀帝与玄武门之变。

道德、信义的心理束缚对古代君王与社会治理十分重要。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及时行乐挥霍无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的君王能够造福人民。封建帝王没有严格而实质的外部制约，只有心灵敬畏与自我约束才能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李世民曾亲眼目睹一度兴旺的隋朝在杨广的暴政下被农民革命彻底颠覆，对群众的巨大力量感受尤为深刻，充分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将广大民众置于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因为有着与隋炀帝的许多相似之处，唐太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炀帝的缺点与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隋炀帝的残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于杨广的残暴；同时，杨广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卸下的重负，他不得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系，时时对照、比较，找出隋炀帝的内在缺陷及个人消极因素，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一来，唐太宗就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对立转化之效，将隋炀帝身上的顽冥劣性变为自己的优秀品格。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隋炀帝的残暴，也就没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说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从杨广从中夺权，那么玄武门之变则是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权。玄武门之变于李世民来说，既是他爬上权力峰巅的人生辉煌之始，也是一种时刻纠缠着他的歉疚，一场难以摆脱的梦魇。从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谴，他的政权合法性更值得怀疑。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权，他就可以通过选举、竞争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封建世袭制从来就不以才德为标准培养、选择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他除了动点手脚曲意篡改史书记载外，只有刻苦精进，通过将天下治理得超过父兄的显著政绩来说明他是“有道者”而被天下世人“推而为主”，证明他是天经地义　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继承人。父兄是他心头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更是他走入阳光、走向辉煌的一种督责与促进。

正因为血腥夺权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有助于自己的“正确”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只有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树立政绩、创造盛世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赞扬。

李世民除了无形的心灵压力外，还相当开明地自我设置了一种有形的外在束缚。那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改变了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帝王专横霸道之风，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将隋炀帝的拒谏改为主动纳谏，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因为有人进谏，皇帝的言行处于臣民的监督之下，骄奢之心受到许多限制；李世民以直谏者为忠臣，以献媚取宠者为佞臣，那些谄媚小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朝廷的风气较为正常；李世民虚心纳谏，可以博采众长，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避免许多错误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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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8）

对臣下的进谏，李世民总是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和缓、融洽的氛围，提倡“言者无罪”的信念，打消臣下心中顾虑，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其中进言最多的当属监察御史魏征，大到国家重大决策，小到个人生活琐事，魏征都敢犯颜直谏。李世民也将他视为一面镜子，时时照出自己身上的缺点与错误。魏征也就更加无所隐讳，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间一长，就连身为皇帝的李世民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生怕出现什么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