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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最大化，那么对我们自身科技的积累以及对民族支柱产业的建立会不会带来冲击？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经济学家就讲财富的创造，很多别的事我们不是专家，但是我要讲一条，没有经济基础很多事也干不成。回想我们在80年代初，我们想做很多的事，都做不成，简单一句话，因为没有钱。但是现在我们多有钱啊，现在没有听说一件事没有做成是因为没有钱。在30年之前，根本没有可能。所以，财富是支持一切活动的基础，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非常对的。

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而是说别的发展要有经济基础，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很穷，老百姓还生活得特别丰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同样一个财富水平，老百姓的感受不同，这个跟文化、历史都有关系。我们现在确实钱是不少，但是大家的心态好像不太好，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传统，我们不应该陷入到这种困境里。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对，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和谐社会就不要搞斗争了，也不要搞专政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尊重，我们要珍视这样一个难得的复兴机会，把中国搞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1）

主讲：丁学良

时间：2008年1月19日

人物简介：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现代世界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人的素质、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形成一个热门。我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第一，以前不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第二，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众开始谈论中国威胁（我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作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我觉得有一个在观念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这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大的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一直主张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再崛起，而不是崛起。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

为什么是中国再崛起

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有一个人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进行比较，发现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一半。后来由于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仍按照常规发展，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那时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全世界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那时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文明样板，一个是古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提供物质产品很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才是最伟大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