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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举女人。还有当今风靡西方学界的‘后现代’，在‘反本质主义’的旗帜下坚决否认男女两性之间‘质’的差异，也是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女性——但，无论你在政治上在理论上怎样操作，男女其实仍然不同。至少在今天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天生就有的‘生理’差异和不可更改的‘历史’差距仍然结构着男女两性不尽相同的‘集体命运’，男男女女仍然难以逃脱。”（李小江，第13页）“在反对生物决定论的意义上，我赞同波伏瓦的立场，但并不认为这些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于女人的社会存在‘毫无意义’。不错，它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但它确定使得女人‘不同’于男人。”（李小江，第119页）这种观点既不赞成男女相同的看法，也不赞成抹杀男女界限的看法，既主张男女平等，又坚持承认差异。   &
三、同与异的问题（2）
第四种观点比较激进和极端，它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并且认为在这种区别中女性属于比较高明的一方。例如：从伦理道德方面看，女性就高于男性，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看重攻击性和竞争性的道德标准。吉利根在其名著《不同的声音》中提出，过去的伦理只关注正义和权利，贬低关爱与责任，剥夺了女性的独立性，否定了女性气质的优越性。 这种观点又被批评为颠倒过来的生理决定论。它不仅承认两性的基本区别，并且赞美它，使之纳入女性主义的政治议程。例如赞美诸如和平、关爱、养育性一类的女性特征；贬低以攻击性、好战性、毁灭性为典型的男性特征。19世纪的女性达尔文主义者甘博（Eliza Gamble）赞美“地球母亲”、“大地女神”，反达尔文之道而行之，主张女性在本质上高于男性。无独有偶，有为男同性恋者辩护的学者认为，男同性恋者比异性恋男性优越，因为他们敏感度较强，具有更多的艺术创造性，更发达的情感发展。 艾格说：“强调男女区别，这一区别是女性最可喜的解放。她们不必再参与男性的世界，而可以超越男性的世界。男性被剥夺了非线性的想象力。”（Agger； 60） 强调两性差异的做法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具有明显的策略动机。女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两个策略派别：差异最小化和差异最大化。例如，在争取投票权时，前者强调女性像男性的方面较多，不像男性的方面较少，因此应当像男性一样拥有投票权；而后者则强调女性的特长，比如哺育性和道德感强，因此应当拥有选举权。在20世纪60…70年代，差异最小化的一派占上风；80年代以后，差异最大化一派占了上风。（Ben； 127） 上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思潮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崛起，它从根本上反对两分的思维模式，认为两性的界限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并且主张进一步混淆两性之间的界限。对性别问题的这种看法受到后现代思潮和多元文化论的影响。 这种观点认为，过去人们心中的差异总是分上下等级的，总是两分的。这是一种应当批判和否定的思维方式。这种理论主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过去两分世界的对立政治不同，这种立场主张差异政治：人有各种差异，但是不一定是对立和截然两分的状况，而是一个以黑白为两极的充满各种间色的色谱样系统。在他们眼中，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而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动态的体系。 后现代的本体论否定本体性的传统模式，力图克服心灵身体两分模式，主张身体是可变的，不是天生和永恒不变的。它甚至反对女性主义早期提出的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经典区分，反对那种一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遍看法：生理性别是自然的、生理的、肉体的；社会性别是政治的、文化的。他们认为，就连生理性别也是经由社会建构而成的。 在同与异的问题上，强调差异曾是法西斯主义把人分为等级的基础，差异实际上就是“不如”。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低级。同异问题上的两难来自现实生活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否定差异是不对的，因为男女两性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需要不同的对待。这主要表现在生育、哺养孩子方面的差异。但是如果承认两性差别，似乎又为男女不平等的现状找到了依据。 在我看来，性别的异同问题其实可以按照一个简单的原则来处理：争取两性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是承认并保持其他方面的差异。将性别问题上的立场区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在短期的策略层面上，强调男女两性的同一性，以争取现实生活之中两性的平等权利；在长期的战略层面上，消解男性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