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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奇：就是禹里乡嘛，我们那个乡的上游。那里有部队，也有医生，也有药品。而且当时空投，很多东西都飘到他们那边去了。

周玲：啊！

张康奇：我们看见（空投物资）有不同的颜色，有些是药品，有些是食品，可能那边对他们（伤员）急救要好些。但我们这些外伤，必须要做手术。当时我们马上就派了一个干部到禹里，我们说：你明天上午必须回来。我县上有一个朋友，他是带队的，他跟部队在一起，我让他去找我那个朋友，他肯定会比较容易协调部队过来。

周玲：县上的干部来了几个人呢？

张康奇：县上的干部当时来了两个，一个是原我们的乡干部，一个是我们县上监察局的局长。

周玲：他们就在你们那儿留下来了？

张康奇：他们留下来了。

周玲：他们能起到哪些作用？

张康奇：至少是能带来一些信息，我们想知道：全县的灾情究竟怎么样？我们的这种情况县上怎么决策？

周玲：那你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张康奇：还是县上最惨。县上的干部损失了有百分之二十多，受伤的有百分之十几，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干部已经没办法工作了。然后县上还要安置那么多人，还要总体进行指挥，没有干部。所以我们这里只有依靠部队。我们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要立足于自救，然后跟部队进行衔接，跟县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马上就派人去跟禹里的部队取得联系。但第二天到下午两点过，人还没有回来——就是17号。当时我就感觉这个情况很危急了，如果部队再不来，这些人（伤员）肯定很快就会死掉的。我知道，我是学医的，这种伤口坏死很快会烂掉，接下去实在很惨的，而且完全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疫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叫上我们的副乡长，我说我们必须亲自到县上去报信。我给我们县上在这儿指导救灾的同志说：你在这里坐镇，你给他们（老百姓）说，我跟我的副乡长去查灾了，我们不是走了。如果他们看到出去的人都没回来，那他们全部就乱套了。

周玲：你派去禹里的人他实际上最后也没有回来？

张康奇：他最后回来了，当时我们已经走到山上了，他回来了。

周玲：你们没有碰见？

张康奇：没有碰见。他回来得比较晚一点，因为衔接的工作比较多，他把工作还是衔接好了，所以那边就尽快给我们派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武警部队过来。但当时我们不清楚情况，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到北川了。我们下午三点半走，晚上八点半就到了任家坪的县指挥部。急行军，只用了五个小时。

周玲：您怎么知道指挥部在任家坪呢？

张康奇：他们过来的人告诉我们的嘛。

张誉译：当时你们怎么决定要去北川的呢，因为那边情况也很惨。

张康奇：但是有部队呀，我们必须把部队找过来呀。部队要通过指挥部去协调呀。我们自己去找部队……它的机制肯定是这样的。如果部队在我们的乡里面，肯定是跟我们配合，老百姓协调也是跟我们联系，老百姓需要我们跟部队衔接，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县上。当时考虑的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把堰塞湖的情况必须要报出去。因为到17号的时候，堰塞湖已经全部变黑了，因为里面有很多死的牲畜，还有很多很多的漂浮物——房子的漂浮物，这是很大的威胁呀，对防疫也有威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康奇访谈录（11）

周玲：当时已经淹到哪儿了？

张康奇：17号的时候我们的镇已经看不见了，全部在水下，我们以前的几个安置点全部淹没了。……在指挥部我们见到了指挥长，就是我们的宋（宋明）书记，还有经（经大忠）县长，我们把情况向他们汇报了。重点就是汇报我们需要救援的情况和堰塞湖的情况。堰塞湖我们多次派老百姓去看了，当时他们的判断，海拔786米那个碑，最后只会剩二十到三十米，也就是说水最后淹没的高程要达到750到760左右。我一说他们都清楚，那个碑是我们立的高程碑，786米那个高程，县上领导都清楚的，淹没到什么范围，他们都清楚的。786米那个地方以前全部是规划了的。堰塞湖那个大坝，当时根本就去不了。

周玲：那个时候您就已经把堰塞湖的情况汇报上去了。

张康奇：对。汇报的时候我给他们的判断是，堰塞湖不会决堤。当时报过来的情况是坝宽四百多米，因为我们老百姓去看的，近距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