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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经济转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尼尔先生关于“金砖四国”的论点被现实强有力地验证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赛莫格卢出生于奥尼尔命名的“新钻十一国”之一——土耳其。他说：“我们在发展中国家见证了更快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和印度，这是由于西方的政策和科技允许中等技术的工作在那些国家开展。发展中国家得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是因为技术使我们能在世界经济的差异中获得更好的套利机会。”

阿赛莫格卢教授认为，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比19世纪西方世界的“镀金时代”的进展要快得多。

“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劳动力十分廉价，但是世界其他国家没能高效率地利用这些劳动力，”他说，“所以印度只能按部就班地经历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阶段。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经济能快速增长，因为中国工人更好地融入了世界经济。”

然而，这一经济变革的成功也使新兴国家的人们在21世纪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时觉得压力重重。一旦你通过电视机、互联网或在西方工作的亲戚传来的实时消息得知，自己同西方同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差距，你就会觉得高达4％~5％的发展速度也太慢了，尤其是当你看到21世纪的“强盗贵族”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时——他们的许多特殊待遇（比如私人飞机或者昂贵的心脏搭桥手术）可能令“洛克菲勒们”或者“卡内基们”都为之惊叹。

当新兴经济体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人们眼前的一部分场景是全新版本的工业革命。正如机器时代将农场工人和手工艺者的经济转变为联合收割机和装配线的经济，技术革命正用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用计算机替代公司白领。

同时，西方正从新兴经济体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中受益。如果你在美国达拉斯或德国杜塞尔多夫拥有一家公司，来自新兴市场城镇化的农民可能正在为你干活。这对于西方的顶级富豪来说是一个喜讯，因为他们能同时成为19世纪的“强盗贵族”和21世纪的技术巨头，并从中得益。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西方中产阶层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他们正同时遭遇两个“镀金时代”的夹击。

2012年1月公布的一项针对将近一万名哈佛商学院校友的调查，揭示了中产阶层和富豪间的差距。受访者十分担心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71％的受访者预计其竞争力在未来三年内会下降。但当你将美国公司的命运同美国工人的命运区分开时，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将近2/3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认为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将受到威胁，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担心那些公司会陷入困境。

“当公司感到压力、出现问题时，它们的选择余地比美国工人大得多，”主持这项调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说，“公司能找到办法渡过难关，它们可以通过迁至海外——84％的公司已经成立离岸公司——或采取降薪政策渡过难关。”

“虽然整块蛋糕越来越大，但很多人能分到的分量却缩小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主任约翰范雷南说，“嘴上说说继续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最近的15年里，中产阶层吃的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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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中国综合征”

《中国综合征》（“TheChinaSyndrome”）是一篇于2011年发表的论文，主题是“中国贸易的影响”。三位经济学家强强联手完成了该论文，他们是：戴维欧特、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这一研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学术界的共识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讨论日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起因时，倾向于选择技术作为主导原因。但是，在分析美国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详细数据后，《中国综合征》的作者认为，全球化——尤其是同强大的中国进行贸易——正对美国蓝领工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保守估计，这是造成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总数下降1/4的原因。”

“中国综合征”的负面影响远远不止导致美国工人的失业。在其波及的社会中，工资下降（尤其是在制造业之外），甚至一些人停止寻找工作。结果，“家庭平均收入大幅减少”。“山姆大叔”（美国）也在劫难逃，特别是在助残补贴大幅增加之后。？米？花？书？库？&nbsp；__

欧特、多恩和汉森三人并非贸易保护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