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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着要我阉她，而是要给我介绍对象。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只要哪个单位新分来一个学生，那个单位就成了是非之地，各形各色的媒人像春天河沟里斗水的鲫鱼，一拔一拔的能用线牵。

我们局里领导们的儿媳妇，清一色的全是护专分来的小姑娘。每年分配季节到来之前，领导们便开始清仓摸底，报到的时候，凡有几分姿色的，人事科一定会通知领导亲临现场观摩。看中货色之后便是背景调查，包括家庭情况调查、家族遗传病学调查、个人操守品行调查等等，比中组部考察干部还厉害，好象人家办护校就是专门给局里设立个儿媳育种基地。考察合格的优先往好单位分，多余的选手再向外调剂，最后除了几个实在对不住观众或是处女膜有问题的，其余的不管成色几何，总有人照单接收。

这种情形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每当我们院里有人吵架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去帮谁。因为在我们局系统，大家扯来扯去最后都是亲戚。所以我们院里的同事一般情况不敢吵架，除非你愿意自己昏迷过去以此结束战斗，否则没有人会来劝你。

王大夫要给我介绍对象，虽然有兔子要吃窝边草之嫌，细究起来，也还是情有可原的。一来我是美男子，按我父亲的观点，可算是良种；二来她作为院里的一名领导（中层），有责任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三来反正是要配种的，早些定局，她也好提前制订手术方案。第三条理由纯属我自己杜撰，大家不必相信。

王大夫本人的姻亲圈子稍微要远一些，她是我们老县长的儿媳，所以她肩头上的担子也相应要重一些，她手头的那些指标常常关系到县级首长家庭的安定团结和革命后代的品质。所以我一分配进医院，王大夫马上就到科里来找我，见面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当年她是怎么扎我娘的。她说工作组制订了计划，最开始是打算阉掉我爹那个老骚公，因为每次跟他做思想工作，他就抵制，不送我娘去扎：要不是你爹有一身蛮劲，让他挣脱绳子跑了，哼哼。王大夫哼哼鼻子，仿佛至今仍然为当年没有阉掉我爹感到遗憾。

尽管我娘是她扎的，王大夫给我介绍对象倒不是考虑到我家香火的延续。我也并不认为她就一定有义务给我介绍对象。想当年挨过她刀子的人多了，她就是开一家配种站也不一定应付得过来。

我对自己是良种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经常有女生给我写情书或递条子要跟我约会，只是我那时候特别听教授的话，有点洁癖，总担心她们是坏人。

医学院的学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有洁癖的，另一种则是没有洁癖的。没有洁癖的学生大多是一些社会活动家，他们很会当干部，当然也会自己找对象，他们放倒一个女生到床上易如反掌，就象从人体解剖室的标本池里拖一具标本放到解剖桌上一样。并且由于专业的关系，偷个保险套或是找人打个胎一类的事情也很方便。

我属于那种有洁癖的人，严格按照教授们的教导待人，怀疑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病菌携带者，每天不停地用消毒液洗手。假如哪一天没有戴口罩同陌生人说了话，一回寝室我会立即用中草药牙膏刷牙，如果戴了口罩，我便用酒精药棉清洗鼻孔。到毕业的时候没有洁癖的同学就留校或者留在学校附属医院，我们这些有洁癖的则分配回了基层医院。

王大夫第一次给我介绍的对象是我们县里书记的小姨子。小姨子其实挺漂亮，看上去挺象好人。想都不用想，跟书记的老婆一胞同出，再怎么也丑不到哪里去，否则就显出我们书记太没品位。

但是我不知道她跟书记是不是有一手。王大夫说去见见，就算你有女朋友，多看看总没什么坏处，万一她比女朋友还好呢。我女朋友倒是没有，并且也觉得到书记家里去看看确实没什么坏处，所以就去了，并且陪书记在宾馆里吃了一顿不错的饭。但是小姨子给我削的那个苹果我没吃，因为我看见她留着很长的指甲，上面还涂着油漆，我估计那里面肯定藏着不少病菌。至少也有硝基类物质，这种东西致癌。

小姨子后来也到我上班的地方来过几次，在王大夫的安排下，我陪小姨子看了一场电影。记得看的只是普通的言情片，并非三级片，可看着看着小姨子就开始动情地往我身上靠。散场之后，小姨子娇声娇气地说朱大夫，我想到你的宿舍去看看。

我必须检讨，最开始我立场是不稳的，也有些动心，想拿小姨子作个活体解剖。但走到半路心里后怕起来，因为我想起了在学校寝室里听那些没有洁癖的同学讲的一个笑话。笑话说一只跳蚤躲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