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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们两人了。这姑娘最近一直咳嗽、日见消瘦。她脱去罩衫，露出玉脂般嫩的脖子。蒂勒尔大夫默默地以通常的麻利给她作了检查。他叫两三个学生将听诊器放到他指的位置听，然后才让她穿上衣服。她姐姐站得稍远一点，压低声音和医生说话，为的是不让她妹妹听到。因为害怕，她的声音都发颤了。

“大夫，她没得那个病吧，是不是？”

“恐怕她毫无疑问是得了。”

“她是最后的一个了，她再一走，我就没有亲人了。”

她开始哭了，大夫严厉地盯着她；他认为她也有这类病，也活不了很长了。那姑娘转过身来，看到她姐姐流眼泪。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她那可爱的脸蛋儿骤然失色，眼泪簌簌地从两颊流了下来。姐妹俩站了一两分钟，无声地抽泣着。接着，那个姐姐忘记了正在看着她俩的周围的人，走到她妹妹跟前，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来回摇动着，好像她是个婴孩似的。

她们走后，一个学生问道：

“先生，你认为她们还能活多久？”

蒂勒尔大夫耸耸肩膀。

“她哥哥和姐姐在发病后的3个月就死去了，她也会是这样的。假如她们有钱，那还可以想想办法，你总不能叫她们上圣马利兹医院吧。对她们无能为力了。”

一次，来了一个强壮的、血气方刚的男人，因遭受不断病痛的折磨，蒂勒尔大夫似乎对他爱莫能助，对他的裁决也是死亡。这种死亡并不是因为科学在它面前束手无策的那种令人恐怖但却还情有可原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是因为这个人在复杂的社会文明这部庞大的机器上只是个小小的齿轮，就像一部自动装置那样，无力改变自己的环境。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是彻底休息。医生并没有要求他做办不到的事。

“你该换一个比这轻得多的工种。”

“我干这一行没有轻活。”

“嗯，假如你继续这么下去，你会丧命的，你病得很厉害。”

“你意思是说我要死了吗？”

“我不想这么说，可是你确实不宜干重活。”

“如果我不干，谁来养活老婆、孩子？”

蒂勒尔大夫耸耸肩膀。这种困境他遇过上百次了。

时间紧迫，还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呢。

“这样吧，我给你开些药，一星期后你再来，告诉我你感觉如何。”

那个人拿着写在上面的无用的处方走出去了。大夫爱怎么说都行，他对自己不能继续干下去并不觉得难过。他有个好职业，丢了它他怎么生活？

“我说他能活一年。”蒂勒尔大夫说道。

有时这儿也有喜剧。不时出现些伦敦幽默，时时有些老妇人，犹如查尔斯·狄更斯刻画的人物，她们以喋喋不休的怪话把医生们逗乐。有一次来了一个闻名的杂耍剧场的女芭蕾演员。她看起来有50岁，却说是28岁。她脂粉涂得厚厚的，令人恶心，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厚颜无耻地向学生们频送秋波。她的微笑既粗俗又有诱惑力，她充满自信。更有意思的是，他对待蒂勒尔大夫就好像对待一个着迷的追求者那样亲热。她患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告诉她说这个病妨碍她从事她的职业。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得这种病，真的，我不明白，我一生中从未生过一天病。你只要看看我就知道了。”

她的眼睛朝小伙子身上滴溜溜地乱转。假睫毛意味深长地一扫，冲着他们露着满口黄牙。她说话带伦敦口音，装模作样假优雅，使字字句句都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冬天咳嗽病，”蒂勒尔大夫严肃地回答说，“许多中年妇女都患这种病。”

“哎呀，我可不是！对一个年轻太太说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说我是中年妇女呢！”

她将眼睛睁得很大，将头歪向一边，以难以形容的淘气相看着他。

“这就是我们职业上的不利之处，”他说道，“有时迫使我们说实话，不能那么多情。”

她拿起处方，对他作了一次最后的，挑逗性的微笑。

“亲爱的，你愿意来看我跳舞吗？”

“我一定去。”

他按电铃，叫另一个病人。

“我非常高兴有你们这些先生在此保护我。”

但总而言之，门诊室给人的印象是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这很难说。它是五花八门、变化多端的，既有眼泪也有笑声，既有快乐也有悲哀。它时而乏味、时而有趣，时而平淡。它犹如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