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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万人，缺口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9月上旬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应聘比率为1：7，仅东莞就短缺民工70多万。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6）

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一时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民工荒”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就业压力如此大的国家，显然有些有悖常理。由此，理论界探讨多年的“人口红利”问题开始成为大众讨论的话题。

理论界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这30年来始终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支持。什么是“人口红利”呢？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扶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力人口。依赖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之比如果小于50％，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的“红利期”——此时社会总人口会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裕，社会负担相对较小，储蓄增加，进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故称其为“人口红利”。反之，如果依赖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比例超过60％，则意味着社会步入人口“负债期”，此时较高的社会抚养比例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不利。这很好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为主，而产业中务工的劳动人口基本都处于青壮年，正是由于这些年轻打工妹与打工仔的贡献才成就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奇迹”，就和它们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有着密切关系。东亚经济起飞正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研究证明，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个百分点，其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

反观中国，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步入“人口红利”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开始踏入工作岗位，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同时老年人占比却并没有增长，少儿占比又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

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著名人口学家蔡昉研究认为：“1982—200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与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

而如果现在假设中国在这30年间，社会中的主要成分是由老人构成，故而提供不出如此多的壮劳力的话，那么可以想象，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无法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进步了。所以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

正是在这种有力的“人口红利”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30年来的快速增长奇迹。

2。　刘易斯拐点

但没有用不尽的资源，“人口红利”也是如此。就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逐渐开始光临中国。“民工荒”就是一个示警的信号。

第三章　博弈的本钱（7）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反转、消失。

那么，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会在何时出现呢？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一位高级官员伊曼纽尔·吉米内兹表示：中国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左右消失。而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的专家认为，2006—2015年间，劳动力人口仍将缓慢增加，在2016年达到峰值，此后劳动力人口开始缓慢下降，2015—2020年将年均减少120万人，到2020年的劳动力人口为亿左右。与此同时，2010年以后将出现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并突破15％，总抚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