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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蒋介石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后期，就产生了要把张学良弄起来的想法，一离开西安就通过祝绍周、戴笠等人对囚张进行策划；到南京之后，又对如何审张和“管束”张作了周密的部署，哪里会有释张的可能？这也正如白竟凡、鱼汲胜在《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中所说的：“至于说，蒋介石因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释放了人质和飞机，便取消释张的计划，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事实是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时即嘱杨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员……杨虎城于２７日给南京军委会译转陈布雷电：‘有感电诵悉，辞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飞机，火车遄返矣，特复。’……杨虎城对大员问题的态度，蒋也知道，无论从杨的政治处境或军事处境来看，除放大员外，杨别无选择，因此蒋用不着以放张回西安去解决释放大员的问题，所以释张与放大员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二度释张是因少壮派闹事，后来取消释张，是因为“二二事件”已经解决一说，更难成立，这亦如白、鱼文章所谈的：“在舆论压力下，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中伪言：‘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口（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如协议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虚假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它是有电报文字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了……蒋介石才得以‘孙铭九暴动’为借口而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了……由于‘二二事件’，东北军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所以营救张将军的力量削弱了，蒋介石才无所顾忌地长期囚禁张学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后，“三位一体”体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只能是依依惜别；加之蒋介石令其“读书思过”，自由又暂时无望，张学良凄怆心情自是难免。……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以国事为重，他赞扬杨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励其“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他呼吁西北方面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他还让何柱国捎信给东北军各将领，要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让何口头转告他们：“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张学良将军身处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之时，还时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忘与中共的友谊，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③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个热情、开朗、并且酷爱自由的人，一个驰骋疆场、英姿焕发的抗日爱国将领，如今竟然幽禁古刹，报国无门，这对他的打击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确实是难以忍受的。要不是后来由于于凤至找到了她的干姊妹宋美龄，由她向蒋说情，好不容易来到丈夫身边，使张学良的情绪稍有好转，这最初的囹圄之苦，还真不知怎样才能度过呢！对于将军此时此刻的心态，对于张、于这对患难夫妻的狱中重逢，以及杨虎城代表前来探望的情景，《少帅夫人》一书曾作了掷地有声、催人泪下的描绘。作者写道：

春雨霏霏。整个雪窦山显得岑寂而恬静。

“我要出去。”张学良道：“在里边闷死我了，我要上山散步！”刘乙光（引者按：此系监管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却站着不动：“副座，外边下着雨呢！”

“怎么，现在我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了？”张学良激动地大声说道。

“不，副座，现在我要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刘乙光皮笑肉不笑：“见了面你就知道了！”张学良疑惑地穿好衣服，随着刘乙光进了黑暗的走廊，刘乙光轻轻地推开一扇房门。立刻，张学良惊愕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