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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P。　Druck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给予系统阐释的“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　Stigler）和贝克尔（G。　Beck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消费者－生产者”概念，以及贝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经济学界响应者寥寥的“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一般知识”问题，最后，贯穿了两千年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价值”、“财富”。

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捍卫经济学关于“口味的稳定性”假设，为此，他们引入了所谓“家庭生产函数”。几乎与此同时或稍早，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兰开斯特（K。　Lancast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了关于“生产者－消费者”　（producer…consumer）理性选择的论文。由此，以往经济分析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被扩展为所谓“生产者－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

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要把马歇尔提出的单纯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和单纯的“生产者理性选择模型”合而为一，用来刻画那些仅以自己的消费为生产目的的生产者的理性行为。我在为《体验经济》中译本撰写的序言里专门介绍了这一模型，此处不赘。基于经济分析传统内的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的“生产者－消费者”概念，托夫勒提出的“prosumer”概念应当被译为“生产者－消费者”，但于汉语不雅，故可译为“消费生产者”（本书中译为“产消合一者”——编者注）。

托夫勒的“消费生产者”概念特别适用于“知识社会”和“体验经济”。此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和生产都是个性化的——目前流行的所谓“DIY”（由你自己拼装）电脑、家具、住房等商品，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理念，而DIY组件的标准化则表明消费生产者尚难割舍“规模经济”的好处。作为充分发展的“个性化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者，如马克思预言过的，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我们看到，劳动将日益成为“义务的”而不是“雇用的”。托夫勒指出，此处“义务”一词，仅仅表示不收取货币形式的报酬，志愿者从义务劳动可以获得足够丰厚的精神形式的报酬。

时光流转，当年与老师一起发表那篇论文的学生贝克尔，与他的老师一样，已成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82年获奖，贝克尔1992年获奖）。获奖那年，贝克尔与自己的学生联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似乎与“消费生产者”模型不相关的论文，题目是“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虽然我不很赞同贝克尔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解答（参阅我和贝克尔教授的谈话，收录于高小勇、汪丁丁主编《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朝华出版社，2005年），但我非常赞赏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基本问题：如果人类社会进步依赖于劳动分工，如果劳动者的自我意识随分工发展而逐渐强化并把社会带入“个人主义的时代”，又如果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协调分工着的劳动者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成本，并且这一成本的上升最终抵消了劳动分工的全部收益，那么，社会将如何持续发展呢？

作为对比，让我引述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发表的看法：“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将越来越临时的技能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托夫勒的上述看法，其第一部分与贝克尔提出的分工及协调成本将导致的基本问题一致。但托夫勒所提出的解决这一基本问题的途径，即通过分工着的劳动者之间在越来越临时生产过程中的越来越短暂的功能性组合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则是贝克尔完全没有论及的。尽管如此，贝克尔的洞见仍与托夫勒的洞见密切相关。根据贝克尔提供的解释，决定协调分工的总成本的首要因素是“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在劳动者当中的普及程度。根据我对贝克尔思想的解释，此处“一般知识”应当包括：（1）制度性知识，例如语言、默契、行为规范；（2）普及了的技术性知识，例如算术、化学、电子工程学，等等。这些知识的普及，使劳动者们在瞬息万变的分工中保持协调并且保持协调成本足够低廉。否则，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将随分工的协调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最终使这一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